●周业安，男，年生，安徽绩溪人。曾就读江西景德镇陶瓷学院（大学专科、工业管理工程专业）、浙江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担任《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多份学术期刊匿名审稿人。主要研究领域为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以及公司金融。目前已经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并且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等学术期刊上发表七十余篇学术论文，还是《上海证券报》和《中国经营报》等报刊长期专栏作者。和他人共同主编了《中国经济学》系列，参与主编《经济学前沿》《金融学前沿》以及《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三套译丛(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著作有《金融市场的制度与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地方政府竞争和经济增长》（与李涛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社会偏好理论与社会合作机制研究》（与宋子峰、连洪泉、左聪颖合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等。研究成果《社会偏好理论与社会合作机制研究》入选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曾获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经济学一等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九项，曾入选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王一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老师，您好！据我们了解，20世纪90年代您攻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就开始对新制度经济学以及中国经济转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果在当时已经备受瞩目，属于成名较早的经济学家，您是否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学生时代的学术历程和体会？
周教授：
●要说到我的研究经历，可能的确对后学者有很多启发。我之前并没有接触过经济学，只是学了点和经济学沾边的管理工程相关课程和会计类相关课程，并且也只是一个大学专科，应该说几乎是零基础。进入到经济学领域纯属巧合。因为考研的缘故，受到学历的限制，可选的最好大学就是浙江大学，直到现在我第一要感激的就是浙大，因为浙大当时不要求本科同等学力，专科可以直接报考，真正做到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我是在工作四年之后，在年考入浙大经济学系的，当时经济学系有非常优秀的老师，比如，我的硕士导师王正卫老师、还有姚先国老师、卢建平老师、张小蒂老师等等，这些老师不仅把我领入了经济学的大门，而且还教会了我包容和多元的学术态度。我记得当时课堂上的讲课内容都是非常开放的，很容易激发学生们的思考。也正是在浙大的求学经历，从我自身的工作经历出发，开始选择企业理论作为自己的研究兴趣点，并把公司治理问题作为研究的突破点。有一点经验值得与大家分享，那就是对于基础差的人来说，千万不能一开始贪多，很多学生一开始就去阅览和思考各种领域的经济学问题，最后一无所成。所谓贪多嚼不烂，就是说的这个。我采取的方法是寻找一个小点死磕，别的都不管。整个硕士学习期间，我其实就研究了一个问题，就是公司治理，后来以此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在此我还得特意感谢我的硕导王正卫老师和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在写论文期间，遇到了瓶颈，王老师在自己都很拮据的情况下，还资助我来北京的国图（当时还叫北京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由此开始了我几个月的北漂生涯。北漂期间虽然生活非常艰苦，但可以在国图阅览各种文献资料，还有幸混入张维迎教授的高级微观经济学的课堂旁听，并从中领悟了微观建模的初步门道。这次北漂对我至关重要，因为这个经历直接改变了我对经济学的认识，也让我对经济学有了一个真正的升华。
后来你们都知道，我在硕士毕业后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后并入经济学院），师从杨瑞龙教授。杨老师从事企业理论研究多年，功底深厚，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他和我的硕导一样，都是极为包容的人。也正因为连续遇到两个包容心极强的导师，才让我得以天马行空，任性地走上学术之旅。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杨老师带着我参加京城的各种学术活动，算是真正见了世面。我曾经写过这段经历。那时的京城经济学界不像现在世俗化了，那时大家还热衷于理论，并且是纯粹的理论。思想激辩是常有的事，无论观点如何不同，大家都能坐下来反复讨论，并非要争个高下，关键就是要辩明各自的道理。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成长特别迅速。那时国内本土的顶尖学者已成为中坚力量，而海外学者也陆续开始回国，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展开讨论，大大丰富了国内经济学的研究，推动了国内经济学的繁荣。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我得以开窍，并在自己的硕士论文基础上，经过杨老师的悉心指导，在年和杨老师合作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自己也没想到处女作就能成为国内最顶尖刊物的封面文章。这篇论文题目叫《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论含义》，在当时有较高的引用率，坦率地说，也给自己带来了从未想过的名气。这在当时的国内博士生当中属于极少数幸运儿。此后就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发表了5篇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论文，算是经历了一个开挂的博士生学习生涯。博士毕业后就留校任教，一直到今天都没有跳槽，也算是对人大和我的导师培养我的一种感恩吧。
应该说，我在硕博期间所研究的主题都没有发生变化，一直围绕新制度经济学来展开的。所以对后学者来说，专注一个点进行深度研究非常关键，研究者精力有限，更何况每个人基础不同，更需要集中精力专攻一个小点，千万别贪多，更别动不动做宏大的选题。我一直反对学生研究宏大的问题，并不是说宏大的问题不重要，恰恰相反，正因为宏大的问题重要，才不适合年轻的学生研究。因为年轻的学生经历少，读书不是很多，功底不是很扎实，根本无法驾驭宏大的选题。只有首先选择做一个细小领域的细小选题，先学会做研究，然后逐步扩散到相关领域，才可以在一个时期后驾驭宏大的选题。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也许一些人智商比我高、功力比我强，一开始就足够驾驭宏大选题了，但我不允许我的学生这么做。这个经验仅供你们参考吧。
○周老师，您是否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二十多年的学术研究历程。
周教授：
●从硕博时代算起，我从事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也有二十四个年头了。博士开始的学术生涯大概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基于原先完成的硕士论文，经过和杨瑞龙老师反复讨论，最后我们合作完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名为《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论含义》，发表在《经济研究》年第1期。此时我在人大的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这篇论文让我真正开始有自信，在此之前有不少老师认定我缺乏从事学术研究的潜力，我自己因为零基础，和其他同学差距太大，也非常自卑。好在自己的性格是一条道走到黑的那种，而且有点二乎，并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于是稀里糊涂地冲到了当时国内经济学最顶尖的学术刊物上，并且这篇文章还被作为封面文章发表。有了第一篇，似乎脑子开了窍，在接下来的两个学期，又接连在《中国社会科学》和《管理世界》上发表了论文，一时间几乎成了冉冉升起的新星，备受学术界那家医院制白癜风好北京治疗最好白癜风医院的偏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