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事要文凭，处处要文凭”的做法，只能扭曲文凭的地位和作用。尤其让名不符实的文凭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还不如在数量上还原文凭的本来面目。“万绿枝头一点红，动人之处不需多”，“文凭热”该降降温了。
（本文转载自红棉花大资管，）
在“文凭热”的问题上，本不应该“反思”，而应该“三四而后行”，但既然已经轰轰烈烈地高举着旗帜，摸着石头过了河，留给我们的就只能是反思了。
在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凭的地位从来没有被低估过。无论是封建王朝的科举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高考制度，无不体现了人们对文凭的诉求和追捧。即便在“文革”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虽然在“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一错误理念支配下，树立了张铁生这样的“白卷”英雄，但人们对文凭的青睐程度丝毫没有削弱，众多的青年人削尖脑袋往“工农兵学员”这一行列中“钻”便是当时“文凭热”的明证，只不过在这一时期，人们追求文凭的目的和方式也被烙上了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印记而已。
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今天，“文凭热”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体现。“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已被演变成“三百六十行，行行需文凭”，而且对文凭档次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中专生足以应付的工作岗位不断被硕士生甚至博士生占据。这分明是人力资源的浪费，却被解释为“人才层次的提升”。
当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把获得高学历、取得高文凭作为“建功立业”的主要途径甚至唯一途径时，“文凭热”实际上已经演变成“文凭发烧”了。文凭一旦“发烧”，随之而来的就是对有限的教育资源的激烈争夺。为缓解教育资源的供求矛盾，政府不得不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采取措施。供给方面的措施主要是加大教育投入，推动高校扩招；需求方面则通过提高收费标准来压缩对教育资源的过旺需求。在供给增长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调整收费标准来把一部分人挡在大学校门之外，便成了调节教育资源供求矛盾的唯一有效措施。但其直接后果则是剥夺了相当一部分出身贫寒却怀有真才实学的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文凭发烧”还往往与文凭虚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那些无力取得文凭但同时又深知文凭的重要性的人们而言，购买或制作假文凭无疑是实现人生目标的必要举措。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不断传出的假文凭丑闻，其背后的助推力量无不是“文凭发烧”所产生的能量。无论是“海龟”文凭还是“土鳖”文凭，其中均或多或少地存在虚假成分。如果再把那些名不副实的“真实文凭”也列入虚假文凭的行列，那么正在或即将在社会上流行的大量文凭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到底有几成，恐怕很难言明了。但无论真实与否，所有文凭都维持着足以被认定为“发高烧”的温度，这一“温度”足以使全社会的人为文凭而颠狂。
在经济持续不景气的背景下，“文凭发烧”还可能引发相应的社会问题。一方面是大量的高校学生毕业，另一方面是就业岗位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下岗和知识分失业的现象必将并存。“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两股力量的结合是不可阻挡的。五四运动以后，理解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结合，汇成了一股改变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而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接受高等教育并深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与失业工人结合后，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笔者不得而知，但深感忧虑！也许这个问题应该留给政治家和社会学家去研究。
勿庸置疑，维持适度的“文凭热”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举措。但物极必反，凡事都应有一个度，当“文凭过热”，甚至演变为“文凭发烧”之后，文凭的作用恐怕就要另当别论了。“事事要文凭，处处要文凭”的做法，只能扭曲文凭的地位和作用。与其让名不符实的文凭充斥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还不如在数量上还原文凭的本来面目。“万绿枝头一点红，动人之处不需多”，“文凭热”该降降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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