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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德岩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主任 　　一、百年来对《诗经》的文学解读在所有的中国古代典籍中，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典籍中，《诗经》肯定是第一典籍。我们今天先从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也非常有兴趣的一个现象说起。年，在江西南昌发现了一个海昏候墓，一直到年，它才被挖掘出来，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海昏侯这个人非常特殊，他是中国古代唯一的既做过皇帝，又做过王，又做过侯的特殊人物。他的墓保存得非常完整，我们挖掘出了1万多件珍贵文物。这些文物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古籍，并发现了失传年的《齐论语》。《论语》实际上是一个综合体系，但原来的三家《论语》都流失了，但是我们现在重新发现了《齐论语》的一部分。那么，《诗经》与海昏侯刘贺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面有一个跟《诗经》相似或者相关的一个故事。刘贺是汉武帝刘彻的孙子，他的奶奶是著名的李夫人，汉武帝和李夫人之间有很多非常动人的故事。刘贺的父亲刘髆是西汉第一位昌邑王，刘髆去世后，刘贺成为西汉第二位昌邑王。汉武帝之后是昭帝刘弗陵，可是刘弗陵20多岁就去世了，他没有孩子，当时辅政的霍光就想到了昌邑王刘贺，把他迎为皇帝。刘贺一共只做了27天皇帝，却做了好多坏事。霍光诏书里面说，刘贺27天干了多件坏事，所以又被废掉了，回到昌邑继续昌邑王。后来又被贬到南昌，做海昏侯。海昏侯墓没有被盗过，保护得很好，文物非常之多。在刘贺事件中有一个插曲跟《诗经》有关。在我们的印象中，《诗经》是中国传统的诗歌总集，是一个美丽的让人读来很享受的文本。在《汉书》里面记载的海昏侯故事并不是这样的。《汉书》里面说，海昏侯（刘贺）本来做皇帝了，但27天以后被废掉了，这期间他有多个亲信，一直陪着他胡作非为。所以当他被废了的时候，他的亲信基本都因为帮助皇帝胡作非为而被杀了。只有三个人没有被杀，一个是中尉王吉，另一个郎中令龚遂，这两人在在海昏侯胡闹过程中，一直不断苦劝，让他不要这么胡闹，要做一个好的正直的有德的皇帝，可刘贺不听。当刘贺被废的时候，霍光等审判的人就说这两个人尽到了臣子的责任，可以留下来。还有一个人叫王式，是昌邑王的老师，他是一个《诗经》学大家，负责教刘贺《诗经》。在海昏侯的亲信被抓的时候，王式本来是要被处死，审判的时候，审判者责问王式：“你是他的老师，为什么我们检查档案、资料，没有发现一封你劝谏他的信？所以你没有尽到责任。”王式说他反复劝谏了：“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我以《诗经》篇每天早晨、晚上传授给王，我给他颂忠臣、孝子之篇，苦口婆心，每天都说。一个君王走向灭亡的失道之处，我都是痛哭流涕地跟他说的。所以我不是没有谏书，“臣以三百五篇谏”，所以没有文字形式的谏书。审判者把这个报告给主持者霍光，霍光一看，确实有道理，就没有论死，而是减刑了。这就是非常著名的以《诗经》篇做谏书的故事。这说明《诗经》在当时是有非常实际的政治作用的，大臣或皇帝的老师要用它来作为一个教导、劝谏皇帝治国的文本。而且当时君臣之间，是非常正式的可以用《诗经》来做谏书的，这是我们去看《诗经》和现在非常不同的一个视角。 　　《诗经》本身有诗的层面，也有经的层面。诗的层面就是诗的文学性的一面，这是我们今天接触《诗经》的时候，大家最先接触到的。我们都觉得《诗经》是诗，有非常优美的诗。但是文学性不是《诗经》的全部，《诗经》还有经的一面，这一面实际上是传统《诗经》学的一个主体。传统的社会里面，《诗经》主要或首要的不是诗学而是经学，它的文学性排在经学之后。而这一部分近百年以来我们挖掘或者发挥得很不够。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诗经》里面有诗和经两面，它针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作用，不同的人会喜欢它不同的方面。在《世说新语》里面有一个小故事，说的就是当时的著名宰相谢安：“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谢玄小字）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谢安）曰：‘訏（大）谟（谋虑）定命，远猷（谋划）辰（及时）告。（《大雅·抑》）’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谢氏家族非常庞大，“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是当时最大的家族，谢安和很多子弟一起相聚，然后就讨论起经学来了。他说：“毛诗何句最佳？”《诗经》有很多版本，但最后传下来的《毛诗》版本，所以他就问，《毛诗》哪一句最好？当时他的侄子谢玄就说，我最喜欢这一句：“我王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诗经》里在文学上非常美的一句。当年我走的时候，离家人越来越远，回看的时候已经看不见家人了，只看见路边的垂柳在随风招摇，就像游子离家时的依依惜别之意。“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说今天我回来了，雨雪下得很大，这时候没有人知道我回来了。这是一篇非常美的写离愁别绪的诗。谢安说，我喜欢的不是这句，我喜欢的是哪一句呢？“訏（大）谟（谋虑）定命，远猷（谋划）辰（及时）告。”这是《大雅·抑》里面的一句，说的是筹谋来为国家确定命运，所以这个谋划是非常深远的，而且要把这个谋划及时相告。谢安说这一句有雅人深智，这才是有很深智慧的一句。我们看到，谢安和他的侄子谢玄对《诗经》感兴趣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谢安作为当时的宰相，是权衡天下、钧衡朝野这样一个人，他最感兴趣的是当时人用身心来为国家筹谋、确立未来得命运的情怀；而谢玄他所感兴趣的是《诗经》里面杨柳依依、优美的景色，表达游子离乡的情感，这显然是文学性的一面。所以我们读诗的时候，很多诗同时就具有了诗和经两个层面。我们读诗也应该有两个层面的眼光，既有诗的眼光，也有经的眼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去了解《诗经》。 　　百年以来，我们对《诗经》的了解其实是偏文学性的，而且在文学性里更是偏文学性的某个方面的。从文学这个角度来看，百年来对于《诗经》的解读和接受，大约可以总结成几个方面：第一，《诗经》就是诗，《诗经》是最早的诗歌总集；第二，《诗经》里面最重要的是《国风》，国风是民歌；第三，《诗经》里最受欢迎的诗有两种，一是爱情诗，表达人们的爱情观念，以及对爱情、自由的向往，二是劳动人民反抗压迫的诗被突出出来。总的来说，《诗经》的文学性被明确地确认。因为按照现在分科，认为《诗经》属于文学，被分到中文系，所以它文学性这一块被确认。而且百年来，有好多《诗经》研究的大家，在文学性的解读上，在对于诗的词句语言的研究上，出了很多成果，这方面的成就是了不起的。但是对于诗的经的方面是有所偏废的。举个例子，最能体现一个时代对于《诗经》的接受的，就是什么样的诗会被选入课本。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诗经》选入中小学课本的有两首，都是出自《卫风》，一首是《硕鼠》，一首是《伐檀》。这两首诗之所以被选入，我想主要是因为它表现了劳动者对于剥削的反抗和控诉的情怀。这两首诗都出现于《卫风》不奇怪，因为卫这个地比较狭窄，而且处于大国秦和赵之间，那个地方土地比较贫瘠，所以卫地的生活比较穷苦，剥削比较严重，《卫风》里面这样的故事也就比较多。比如《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说硕鼠，你不要再吃的我的谷子、麦子、小米了，我养你好多年了，但是你不肯照顾我、给我留下吃的，我准备离你远去，到一个好的乐土去，这个乐土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从比喻上来说，这表现了对剥削者的痛恨，以及渴望到一个没有剥削的地方。这是我们的解读，非常适合我们百年来认为《诗经》最好的部分：劳动人民的歌声，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而且这里对于乐国的想象和渴望还具有理想性。同样是《卫风》里面的《伐檀》，也呈现了一个劳动的场面，讽刺当时非劳动的者：“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把檀香树砍下来，放在河岸上，河水清澈而且泛起阵阵涟漪。然后发出感慨，我们在这辛苦的劳动伐檀，可是有的人不稼不穑，不狩不猎，但是家里粮食、猎物却很多，这是为什么呢？他说，这不是君子，真正的君子不素餐（不白吃饭）。这两首诗是在我们早年读书的时候，最常被选入课本的，劳者歌其事，它表现了底层劳动者对于剥削者的控诉和反抗。我们翻看现在的中学课本，主要是两类：第一类是《诗经》中的爱情诗，第二类是《诗经》中的战争诗。爱情和战争成为现在当下中学课本对于《诗经》里面最欢迎的两个主题。比如《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有《秦风》里面的一首：“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另外还有一首《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表现爱情；《君子于役》是表现战争的诗。这两个主题是我们最常用的，而且这两个主题一个是表现爱国之情，一个是表现优美的爱情，也是文学性最强的。高中课本里面选了《卫风》里面的《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氓最初追求女子，这个女子嫁给了他，但是嫁给他以后，氓又变了心，这个女子被休，回家去了，表现了这样一个情感的转换。至于《氓》为什么选入高中课本呢？解释是说，让青少年把握对感情的成熟度。还有《小雅》里面的《采薇》，表现战争中的情感；《靓女》表现爱情等候。还有《秦风》的《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表现战友之情的。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现在中学课本里面所传播的《诗经》的观念，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文学观念，它选的大部分还是《国风》里面的内容，表现的是两个比较单纯的主题——爱情和战争。现代人在没有专业学习《诗经》之前，所知道的《诗经》的片断和字句有哪些？我们统计到，最多的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是跟爱情有关的。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是最流行的，也是《诗经》的首篇，在历代，只要说《诗经》一定会提到它。第二个，“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首诗日常生活应用很多。然后就是“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是《卫风》里面的《硕人》，是描绘一个女子的。《诗经》时代，对于女子美的观念是非常健康的，这个女子不是娇弱的，而是高大的，很健康的美。包括“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很多地方都在引用。其他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些《诗经》中的字句都流传在我们的语言中，不断被我们引用，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字句。这些基本上是偏于《诗经》文学性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当下对于《诗经》的解读中，有以下特点： 　　第一，《诗经》有风、雅、颂三个部分，雅里面还有大雅和小雅，这四个部分大家最熟悉，我们也解读得最多，流传最广的还是《国风》，而《国风》里我们最认同的是，认为它是民歌。 　　第二，《诗经》中的爱情诗和底层劳动人民“劳者歌其事”的诗被突出出来。 　　第三，《诗经》的文学性被反复确认，欣赏诗之美、研究诗的文字和文本的成果非常多，这是我们当下解读或者研究《诗经》的基本现象。这个现象得形成是其来有自的，是有深层次原因的，因为解读《诗经》的方法与传统之间有很大断裂。这个断裂也是有原因的，它的标志性转折来自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我们整个文化的着眼点的转变。在新文化运动前后那段时期，兴起了对于整个中国古代学问或者说中国古代经诗子集学问新的解读，把它打乱了，重新置于现在的学科之中，比如说《诗经》被放在文学中，其经学色彩自然就被消解了。年，《古史辩》第一册里面曾收入著名学者钱玄同给顾颉刚的一封信，这封信里说“《诗经》只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与《文选》《花间集》《太平乐府》等书性质全同，与什么‘圣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本书的编撰和孔老儿也全不相干，不过是他老人家曾经读过它罢了”。这段话的观念奠定了20世纪一直到现在研究《诗经》的基础，它标志着现代《诗经》解读与传统的断裂，我们把它单纯当作一个诗的集子，而打断了它与孔子圣人、与传统经学体系、与它作为一个经典0年来被解读的基础。在他之后，胡适、顾颉刚等在此基础之上，重新对《诗经》作出了很多解读。后来，我们通行的权威文学史课本和《诗经》选本，比如于冠英先生的《诗经选》，基本把这个观念给固定下来，形成了百年来对于《诗经》的解读。这里面有一些观念是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的，比如，认为《诗经》里最好的是诗歌，凡是下层人民写的就是最好的等。很多著名的学者，比如朱东润先生就曾经专门写过长文，讨论《诗经》的《国风》是不是民歌的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基本认为不能把《国风》定为民歌，大部分不是劳动人民的劳动之歌，即便是有的采集于劳动人民，也经过了当时乐官、史官的加工，有一个雅化的过程。从胡适先生开始，给《诗经》作过几个定论。第一，《诗经》是一个歌谣总集。20世纪20年代，在北大有一个影响深远的运动，就是对于现代歌谣的收集，很多著名学者都做了这个工作，这批人是研究现代《诗经》的骨干，他们在收集的过程中体会到，《诗经》的形成就与收集歌谣差不多，把把歌谣收集起来编印就是现代的“诗经”。所以胡适曾有一个断论，他说《诗经》是“慢慢收集起来的一部古代歌谣总集”。对于这个结论，熟悉《诗经》的人肯定很容易对它进行讨论。首先，《诗经》中的《雅》《颂》两类肯定不是歌谣，属于士大夫的创作在国家重大典礼上应用的，《国风》里能称歌谣的也很少。后来有的学者为了更加允当，改了一个说法，说“《诗经》是一部古代的民歌总集”。我们说，《颂》是贵族的祭祀诗，《雅》是贵族的抒情诗，《风》的作者属于各阶层，算作民歌的也很少。最后，大家比较能接受的说法是：《诗经》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歌总集”这个说法，从性质上来说学者们比较认可，但是严格来说，“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说法也是不严密的。因为与《诗经》同时期的诗而不在《诗经》里的，我们发现了很多。已经统计出来的“逸诗”（《诗经》之外的诗），现在有98篇，相当于三分之一《诗经》的量。而且《诗经》之前的好多歌也不在《诗经》之中，比如神农氏的《虫草辞》、舜传位于禹的《卿云歌》、歌颂大禹娶亲的《涂山歌》、帝尧的《击壤歌》、帝舜的《南风歌》等。很多“逸诗”水平都很高，这些都没有被收入《诗经》之中。另外，《诗经》不单单是一个文字作品，那时候是诗、乐合一的，《颂》很多时候是诗、乐、舞合一的，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的文化艺术体，不仅仅是诗歌而已。《诗经》代表了周几百年形成的礼乐文化，我们单纯说它是诗歌总集，把它给窄化了。后来鲁迅有一个说法可能更稳妥一些，他说《诗经》“是中国现存的最古的诗选”。《诗经》是当时集大成的诗歌汇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文化或文学，从口头文学转化为书写文学的第一诗集，是我们诗史的开端。它是我们的文化从“童年”的口传时期向开始形成比较成熟、绚烂的书写时期成功转化的标志，是很重要的开端。这是我们对于“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认识。本文节选自宣讲家网独家文稿《王德岩：《诗经》之诗与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