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见证与“富信佛、穷信主”

在开端，老夫切愿声明：吾人绝无歧视下层民众的意思，相反，老夫对一些传教人员忽悠底层民众十分反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GDP飞速增长，举世瞩目，早已坐上世界第二把交椅，并时刻觊觎世界龙头老大---美帝国主义。

比GDP增速更快的的是中国的“基督徒”人数，天主圣教从十六世纪末传入中国，至今信徒未超过一千万。基督新教（中国还有一部分人自称是“基督徒”，而不属于任何教派，但统计时把他们算在新教内）从一八〇七年传入中国，至一九四九年仅有七十万信众。然而，改革开放后的三十余年里，基督（新）教却呈几何级数增长，据年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披露：中国基督教徒数量总体估计为万。但实际上中国的基督（新）教人数可能达到七、八千万之巨。其增长速度，要甩出中国的GDP增幅几条街。为什么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人数出现井喷态势呢？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圣灵充满”，一些天主教的神长、教友也符合这种歪理邪说。老夫认为：说基督教发展得快是因为“圣灵充满”，实在是荒诞不经。大陆沦陷前的一百多年，众多外国差会的传教士把毕生精力，甚至生命献给了中国的福传事业，在传教的同时，医院、学校、孤儿院、瞽童学校等慈善机构，也没见到“充满圣灵”。反而这几十年中国“基督教会”近乎百分之百的走基要主义路线，就“圣灵充满”了？可见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但中国的“基督徒”人数是实打实发展迅速啊，这是何故？且听老夫掰扯。

先说一下中国的人信仰基因，陈丹青老师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说过：“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中国的信仰就是：去TMD，活下去最要紧！这是很伟大的信仰！”与陈老师的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有一年《南方人物周刊》曾对中、印两个国家的国民进行了一下对比，该刊记者刘子超的文章《我在东土你在西天中印交流的样本》中有这样一段话：“在中国，功利主义思想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能否给今生今世带来具体可见的结果，成为检视它的唯一标准。但在印度的思想中，几乎不存在这种“功利”主义的问题。”

陈老师和刘记者都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人活得相当“现实”，绝不敢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来生（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称之为“永生”）。所以，自古以来，有明确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并不多，特别是汉族人，比例更少，。大部分中国人都是不可知论者，这与印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也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基督宗教在大陆传播缓慢的原因。那个年代“小姐”还是大家闺秀；“美女”还是稀有族群；基督宗教不是革命党，不能给你带来田地、房屋；信仰也不是成功学（老夫戏称之为“牛X学”），不会让你在现实牛B哄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大陆恢复了有限的宗教信仰自由，然而此时传教人才匮乏，外国传教士早已被当成“帝国主义分子”被驱逐出境。面对庞大的中国人口基数，热心的传教人士发明了一种极富中国特色的“福传模式”，那便是“见证”。先请诸位欣赏某年七月二十八日《南方周末》中韩东的《信仰不是空谈》一中的一段话：底层民众倾向于基督，这也不是我乱说。多年以前，我曾经下放过的那个村子上的一个小姑娘来南京，问起当地的情况，她说：“我们现在信牙素。”她说的是方言，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后来突然醒悟，“牙素”乃是耶稣也。我问：“信牙素干什么？”小姑娘说：“信牙素能治病，信了病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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