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甘泉年3月
我的知青岁月
刘远
（一）
我从小在陕西渭北高原的一个深山沟里长大，那里有一座煤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焦坪煤矿中学是当地唯一的一所初级中学，煤矿职工子弟、矿区居民的孩子、以及附近农村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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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六五年九月进入焦坪矿中学习，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们学校也和全国的学校一样停课，比我高两级的同学也都留校闹革命，到了一九六八年，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三届毕业生同时毕业的现象。后来人们把我们这批同时毕业又同时下乡的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初中、高中毕业生统称为“老三届”，也叫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上山下乡又被称作“插队”（安插到农村生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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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我作为一名六八届的初中毕业生，与我们学校的一百多名“老三届”同学一起，分配安插到陕西省铜川市金锁公社的几个生产大队，开始了下乡插队的知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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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乡插队的地方叫做背塔大队水海子生产队，位于焦坪煤矿附近凤凰山背后的山沟里。水海子生产队只有几十户人家，却分散在水海子、石窑沟、阳台、后沟、店梁五个地方居住。我们一起去的同学有十几个分在水海子，十几个分在石窑沟，两个分在阳台，我和乔冰泉同学分在店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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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梁只有六户人家，我们两个就住在其中一户家里，主人叫祝方智，兄弟排行老三，我们就称他为三叔，称他老伴为三婶。三叔三婶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祝和福，小名叫善娃，是我们学校比我高一级的同学，当时称为回乡知识青年；小儿子叫全娃，大女儿叫菠菜，小女儿叫凤琴。三叔三婶人很好，对待我们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手把手教我们干活、做饭、言传身教使我们懂得如何做人。在几年的朝夕相处里，我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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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当时农村实行的是“三级（公社、大队、小队）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村民也叫“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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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水海子是一个生产小队，人口大约有人，耕地有亩左右。虽然人均耕地有五亩多，但由于大部分是山坡地，土地贫瘠，加上粗放式的耕作，平均亩产只有斤左右。每年打下的粮食除过交公粮、留下种子和一部分储备粮之后，每口人每年只能分配斤左右未加工过的原粮。其中小麦只有来斤，大部分都是玉米、糜子、荞麦、黄豆等粗粮（以玉米为主）。每年还会分配一些核桃和麻籽，麻籽用来榨油，是最主要的食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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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的土地是集体所有集体耕种，但给每户人家按人口划分少量的自留地，由村民自主经营。村民每年吃的菜全靠自留地，最主要的是辣椒、土豆和白菜。辣椒是一年四季每天都不可缺少的；土豆除了炒菜以外，主要用来和玉米糁一起煮“洋芋糊汤”；而白菜很少舍得用来炒菜，主要是放在大缸里腌成酸菜，一直要吃到第二年白菜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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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每户村民都要养鸡养猪。鸡蛋除了坐月子的妇女外人们很少用来自己吃，都是拿到集市上卖掉换成一家人用的零用钱和孩子上学的学费。养猪首先是每户每年必须要给供销社完成一头猪的收购仼务，然后才可以自己杀猪，而且猪肉只有在过春节、夏收和过红白喜事、盖新房时才有得吃，平时是吃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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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村民们的住房都是夯土墙的青瓦房，一般都是三间，两边住人，中间做饭。睡的都是土炕，炕上铺一张席子，冬天可以烧热御寒。灶台一般前面有一口大锅用来煮饭，后面有一口小锅用来炒菜，拉风箱，烧柴禾。灶台旁边支一块大案板，用来擀面切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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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们生产队有一名队长、一名会计、一名仓库保管，但都不脱产。水海子自然村有一名专职饲养员，大家都叫他“脚户”，负责饲养耕牛和骡子，整年和几头骡子一起住在一间小饲养室，其他耕牛在附近的一个大饲养室。他对饲养牲口很有经验，也很精心，把几头骡子和耕牛个个养的膘肥体壮。如果有谁在使用牲口时不爱惜，他就会豪不客气地骂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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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还有一名专职羊倌，我们叫他“四叔”，一年到头风雨无阻为生产队放羊，在他的辛勤放牧和精心照料下，羊群数量越来越多，每年还为队里剪很多羊毛。我和同学乔冰泉也买了一只小羊让他代放，到年底小羊变成了大羊，羊肉除了自己吃和送人以外，还用卖羊肉和羊皮的钱买了一台延河牌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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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干活是集体劳动。石窑沟自然村由于距离较远，干活由他们单独组织。水海子自然村与附近的阳台、后沟、店梁编为一个组，选一个组长，每天为所有的劳动力安排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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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长是个苦差事，每天上工比别人早，收工比别人晚，拿工分和别人一样，还要根据不同季节按照不同需要，每天安排好第二天所有人的工作，包括使用什么工具，用什么牲口，到哪个地块，干什么活。作为组长，必须是干庄稼活的行家里手，我们那里叫做“好把式”。要懂得节气与农时，要会看天，还会看地，还要对劳力、牲口、工具合理调配；干活时要以身做则，做事还要不怕得罪人，真是不容易。我在生产队的三年里先后有两任组长，干的都很好，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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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下地干活是一天出三晌工。早上天一亮不吃东西就出工，干两个多钟头回家吃早饭；中午干三个小时左右回家吃午饭；下午再干三个小时左右，天黑回家吃晚饭（村里叫“喝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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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每个人带上工分本到记工员家里记工分。记工员在自家炕上放个炕桌，点上煤油灯，逐个在每个人的工分本上记下当天出工的晌数和干活内容，并在后面盖上自己的私章。记完工分后是集体学习，通常是队长或组长讲几句话，然后由下乡知青给大家读文件或读报纸，期间妇女们在纳鞋底，男人们则抽旱烟或打瞌睡，最后各自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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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乡时才十五岁，正是瞌睡多的时候，再加上干一天农活，腰酸背痛，躺到床上就想睡着。但那时还坚持在临睡前在煤油灯下读一段毛主席著作，写一段心得日记。就这样在下乡的三年里，我把《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通读了一遍，后来还被评为金锁公社两下人员（下乡知青和下乡干部）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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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当时农村实行工分制，上工劳动也叫做“挣工分”。青壮男劳力毎个劳动日满分为十分，叫做“全劳力”；女劳力最高为八分；老、弱、幼最低为五分，叫做“半劳力”。工分每年评定一次。评工分时由生产队长主持，念到一个人的名字，大家自由发言，对其身体状况和劳动表现发表意见，然后根据多数人的意见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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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生产队的工分值也不一样，工分值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副业收入的多少。我们生产队所在的背塔大队有个小煤窑，是各个生产队的主要副业收入来源。我们生产队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为一块钱左右，在当时农村是比较高的了。很多没有什么副业收入的生产队，工分值主要靠粮食，一个劳动日的工分值还不到一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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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生产队的年终分红是所有人最关心的大事，也是参加人数最多的集会。生产队会计在会上边念姓名，边打算盘，把每个劳动力、每个家庭一年挣的总工分数乘以工分值，就是一年的总收入，然后减掉口粮款，就是一年的净收入。劳动力多的家庭会有几百块钱的净收入，而一些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家庭，扣掉口粮款就没有多少剩余了，有的家庭还会倒欠生产队。收入较多的家庭一般也不会当场领现金，而是把钱存到信用社，由参加会议的信用社工作人员当场办理存储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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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农村三年只要不下雨就坚持天天出工，平时省吃俭用很少花钱，到离开时积攒的收入有块钱，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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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下乡那年我只有十五岁，身子骨还不够结实，第一次评工分给我评了八分。但我心里却不服气，在干活时处处和壮劳力干一样的活。比如从打麦场往几百米外的仓库扛粮食，能装三斗粮食的长口袋（叫做“三斗桩子”）装满有斤，立起来比我个子还高，我也咬紧牙关照扛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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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农村没有农业机械，劳动全靠人力和畜力。水海子生产队地处山区，大部分都是山地，干活更依靠体力。我们这些知青到农村后必须要过劳动关。在农村的几年里，我学会了犂地、播种、锄草、割麦、收秋、铡草、挑担、拉车……在学习各种农活的过程中，我的身体得到了锻练和成长，后来也成了身强体壮的壮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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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到农村不但要过劳动关，还要过生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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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以前，我们吃的是由粮站供应的商品粮——加工好的面粉，而下乡后生产队分的是未加工过的原粮颗粒，所以首先要学会磨面。那时家家户户都有石磨，每隔十来天都要磨一回面。每次磨面前要提前给饲养员打招呼，饲养员会根据生产队农活需要和各家磨面申请，轮流给各家安排牲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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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面前还要把粮食中的土块杂物等拣出来，用湿毛巾使粮食清洁并适当湿润便于去皮。然后套好牲口，把粮食倒在石磨上，边磨边用罗把麸皮与面粉分开；如果是磨玉米，还要把玉米皮、玉米面和玉米糁分开。磨完后把面粉和玉米惨晾干保存，麸子和玉米皮则可用来喂鸡喂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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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多的知青点一般是留人在家轮流做饭，而我们在店梁只有两个人，只好等收工回家后才手忙脚乱开始做饭，有时还要先担水劈柴，再生火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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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细粮少，粗粮多，我们擀面条都是吃汤面，难得吃一次捞面。最经常吃的叫做“洋芋糊汤”，就是玉米糁煮土豆。这种饭土豆块要大一些甚至整个煮熟才好吃，但我们为了使饭快点熟，土豆都是切成小块，即使这样，也经常是饭还没吃完，上工时间就到了，为了不迟到，经常是锅碗也顾不上洗，用水泡在锅里就赶紧出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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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前我没做过饭，到农村后一切从头学起。比如擀面条和面讲究“三光”：面光、盆光、手光。而我开始时常常是面不光，盆和手也沾满了面。和的面不是太软就是太硬，擀出来薄厚不匀，切出来宽窄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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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房东三婶和嫂子手把手的指导和一段时间的练习后，我也在和面时做到了“三光”，能够做出软硬适中厚薄均匀宽窄一致的面条了。后来我还学会了蒸馍、烙饼、包饺子、打搅团、漏鱼、炒菜、做豆腐等。在学会做饭的同时，还学会了做一些缝缝补补的针线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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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刚下乡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会在农村多长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农村劳动生活的适应，大家也有了长期在农村生活的思想准备，村里的热心人也开始给一些同学介绍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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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年下半年，一部分同学被招到铜川市商业单位和店头煤矿工作，又使大家看到了离开农村的希望。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年下半年，铜川市有更多的厂矿到农村招工，结果我们金锁公社各大队生产队所有的下乡知青，包括一部分回乡知青，都先后离开了农村。我也结束了近三年的下乡插队生活，开始了新的工厂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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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年开始，到年基本结束，历时十余载，涉及到近0万下乡知青和几乎所有城镇居民家庭，对这一代人的命运及其家庭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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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周年，也是我的们焦坪矿中的同学们下乡插队五十周年。回忆当年的知青岁月，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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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场运动的历史功过评价，众说纷纭，有待进一步探讨。作为亲历者，这段岁月我们永远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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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岁月里，我们第一次对农村、对农民、对农业生产有了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在艰苦的环境中，我们经受了农村生活的磨砺，锻炼出了健壮有力的体魄、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后来勇于面对人生的任何艰难困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与农村的父老乡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同学之间也结下了永远难忘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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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下乡插队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我非常怀念当年的知青岁月，也非常想念我们焦坪矿中一起下乡的老同学，非常想念水海子生产队的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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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遥远的南方，我想喊一声：老同学们，乡亲们，你们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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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26日于广州
刘远，年出生于河南，生长于陕西，漂泊于海南，辗转于广东，现居广州。务过农，做过工，经过商。游历百余国，画册百余本，展览八十余次，作品由中国美术馆，广东美术馆，北京映画廊、全国各地图书馆等机构收藏。
主要出版
《三地书》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年
《一份来自圣地的另类调查——餐饮如厕》蝴蝶效应摄影机构年
《活在广州》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年
《红色影像之旅》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年
《记忆与表达——东欧行记》香港文化中国出版社年
《北京有个》中国图书出版社年
《走进朝鲜》中国图书出版社年
《北纬90°破冰之旅》中国图书出版社年
《海南情》中国图书出版社年
《徜徉加勒比》中国图书出版社年
《河南人》中国图书出版社年
《我心中那块黑土地》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9年
《行走俄罗斯》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9年
《云雾不列颠》文化艺术出版社9年
《这般—刘远眼中的朝鲜》中国时代出版社8年
《如是—刘远眼中的美国》中国文联出版社8年
《极地》中国摄影出版社8年
主要展览
《活在广州之城中村》年12月连州国际摄影年展专题展
《红色影像之旅》年至年在山西、北京、广东、贵州、内蒙古、河南、湖南等地十个城市展出
《广州纪事》年在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展出
《丽水人》年在丽水国际摄影文化节展出
《生活在连州》年在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展出
《意志的风景》年在广东美术馆、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展出
《视读南疆》年在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展出
《一个中国人眼中的以色列》年至年广东、广西12所大学展出
《当相机掠过城市》年在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展出
《走进朝鲜》年在立陶宛国际摄影节展出
《红色土地》年在美国纽约摄影节展出
《北京》年在土耳其安卡拉展出
《严肃的红色——朝鲜行记》年在日本东京展出
《性感的红色——加勒比行记》年在韩国首尔展出
《同一天空下》大型室外展9年至年在连州、广州、顺德、昆明、西安、郑州、上海等地展出
《远望——古巴与朝鲜》9年在丽水国际摄影文化节展出
《极地》8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
《南极风光》7年在美国亚特兰大摄影节展出
馆藏与获奖
年3月艺术装置大书《三地书》由深圳雅昌艺术中心收藏
年11月已出版和编印的全部摄影画册余本由浙江影上书房收藏
年5月艺术装置大书《红色影像之旅》由广东省中山市文化馆收藏
年4月《红色影像之旅》获映画廊成立十周年特别评选“最佳摄影图书奖”
年12月艺术装置大书《红色影像之旅》由湖南东江湖摄影艺术馆收藏
年12月艺术装置大书《红色影像之旅》由广州扉艺廊收藏
年11月艺术装置大书《红色影像之旅》由连州摄影博物馆收藏
年9月艺术装置大书《红色影像之旅》由北京映画廊收藏
年8月艺术装置大书《红色影像之旅》由深圳雅昌艺术中心收藏
年4月摄影作品《古巴哈瓦那至尼斯山谷途中》2幅由北京映画廊收藏
年9月展览“红色影像之旅”获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新闻报道类优秀摄影师奖
年8月作品《慕尼黑》、《科隆火车站广场》由广东美术馆收藏
8年10月作品《南极格雷克海峡》由中国美术馆收藏
8年9月画册《极地》获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国优秀摄影画册大奖
7年10月《南极风光》组照入选第35届纽约国际摄影沙龙
7年8月作品《南极风光》获北京全国金色建材摄影大赛银奖
7年8月《南极风光》组照获第22届全国摄影艺术展优秀奖
6年11月《古堡》《摄》入选第34届纽约国际摄影沙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