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农工党成立90周年，缅怀邓演达先烈，特分上、下两期连载丘挺撰写的《中国民主革命杰出的政治家——邓演达年谱》。

此书于年6月由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邓演达

（视频来源：农工党中央年“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微视频微视频展播）

邓演达年谱(五)

2月3日秘密逃出南昌，到九江乘汽船回武汉。行前与郭沫若话别，他认为郭沫若已经由革命尝试的阶段进到和革命的本质不能分离的阶段，他希望郭特别保重。他那时哭了。

2月9日和吴玉章等五人在武汉组织行动委员会，作为同蒋介石斗争的领导机关。行动委员会提出反对独裁、扶助农工运动，否决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别有用心的提议。

2月11日主持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讨论有关政务问题。

2月12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发布校令：本校长职务由邓演达代行。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武昌两湖书院（现解放大道中段）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与宋庆龄、吴玉章等出席了大会。鲍罗廷、董必武、李立三、张太雷、宋庆龄、詹大悲等应邓演达邀请担任分校特别讲演人员。会上邓演达致训词。

2月17日至26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会：《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指出目前矛盾的焦点在“中国国民党自身”，告诫人们不要被敌人软化，提出要恢复党权，为党的统一而斗争的问题，认为这是革命成败之争，目前“要促进而且保持党的统一，更要促进军事的统一”。

2月18日主持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并做了报告。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聘请李达、恽代英、毛泽东、郭冠杰为委员。每周星期六举行一次例会，一般都由邓演达主持。

2月20日参加武昌中山大学开学典礼并讲了话。

2月24日在有二十万人参加的武汉国民党党员大会上讲话，指出国民党中央“完全被老朽昏庸的反动分子所把持”，提出“要打倒个人独裁及一切封建思想的势力”，军事“要绝对服从党的指挥”。

2月25日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外交策略等问题。

向中央执委会常委会提议：推举陈铭枢、谢晋为代表，到南昌催请留赣的中央委员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3月4日出席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开幕式，被聘为大会名誉主席之一，也发表讲话，指出“我们的敌人是整个的”，“自二十四朝皇帝以至县长、区长、乡长、甲长这些大人老爷们，都是造成这个黑暗世界的唯一工具”；“工人阶级也是很痛苦的，是你们（按：指农民）的好朋友”，号召农民加强团结，严密组织，解决自己的问题。

3月5日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致电邓演达，报告日前举行的后方政治工作联席会议经过。

3月6日在武昌杨泗堂出席总政治部宣传员训练大队开学典礼及党部成立大会，并讲了话。

3月7日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

3月9日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案审查会议。

3月10日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全会推举邓演达、恽代英等五人负责处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反动学生殴打、绑架工人事件。

3月11日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中央农民部长，并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

3月12日到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做《党权运动之意义》的报告。

3月13日出席武昌方面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演说，大会通电谴责蒋介石分裂革命。

在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满怀激情地指出：现在是“我们整个的革命势力向封建势力进攻的世界，更是我们革命势力与世界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的世界”，“新的世界就在面前”。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三次会议，提议撤销军人部。

3月14日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四次会议。

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纪念周做政治报告，指出：“世界革命，因苏俄革命而发生，因中国革命而进展。”强调农民问题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开会时被选为主席团总主席。

3月15日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五次会议。经他提请，全会成立阳新县豪绅地主杀害湖北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等的惨案查办委员会，邓演达、毛泽东、吴玉章等九人为委员。在全会上，邓演达作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说明。

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开幕，邓演达出席，被推举为主席团委员，并在会上发表演说。

3月16日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六次会议。会议通过了邓演达主持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和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提出的《对全国农民宣言》。宣言提出，解决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不解决，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目前农民运动形势的发展要求，“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每一个农村里都必须有一个大大的变革。”

对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官长讲话，讲了五个问题：统一党的领导机关；统一党的权力机关；解放农民问题；弱小民族联合的问题；民权问题。

下午主持阳新惨案查办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3月17日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七次会议。

蒋介石妄图消除邓演达对他的反对，特派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宣传科长余洒度到武汉见邓演达，欢迎邓任总司令部参谋长，遭到严词拒绝。邓表示：“对校长（按：指蒋介石）并无别意，惟照他那样领导革命，永久不会成功，只有照我的主张贯彻执行三大政策，与一切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严整革命阵容，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如校长能做到这一点，我仍当受他的领导，当与不当参谋长，无关轻重得失。”

邓演达年谱(六)

主持战时政治工作会议，决定派林伯渠等到九江，对蒋介石制造一系列反革命事件提出质询。

应邀出席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作关于最近军事及政治工作情况的报告。

3月19日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在汉口普海春设宴招待农民代表会议的代表，邓演达致欢迎词和答谢词，一再强调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号召农民“快些组织起来”。

3月中旬召集武汉各级党部、人民团体、军师政治部开会，部署开展肃反运动，总政治部成立了密探队。

3月21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驱逐了盘踞在上海的北洋军阀，北伐军进驻市区。总政治部提出：“占领上海是增强反帝的一座炮台”的口号。邓演达派原驻南昌的总政治部人员到上海，在珠宝三路一楼房设立总政治部驻上海办事处，指挥工作。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关于湖北省政府成立时间及人选等问题，指定邓演达、吴玉章等具体负责处理有关事宜。

3月22日湖北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邓演达当选为湖北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

下令从总政治部宣传训练班中抽调30多人分发到河南省各军工作，当天出发。

3月24日出席湖北省农民协会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常委、自卫部长。

3月2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党委第二次会议决定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升格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本部，并改校长制为委员制，任命邓演达、恽代英等5人为校务委员，邓演达、恽代英、谭延闿3人为常委。每星期日上午7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于武昌两湖书院大操坪举行总理纪念周，邓演达、恽代英等常作政治报告。

3月27日主持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会议并做报告，提出“农民武装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要求”。强调只有各县农民武装起来，才能真正打倒劣绅。

3月28日主持各省农民运动负责人会议，讨论关于筹备成立全国农民协会问题。毛泽东、方志敏等出席了会议。

3月30日主持湖北省农民协会召集的湘鄂赣豫四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联席会议，并讲了话，提出组织全国农民协会，指出“农民应当赶快组织起来，谋我们的解放”，“全国农民协会的组织，实在是刻不容缓之举”。会议推选邓演达、毛泽东、谭平山、谭延闿、陆沉等五人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邓为宣传部部长，毛为组织部部长，彭湃为秘书长。

3月31日在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全军政治工作人员会议上讲话，指出今后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全力打倒奉系军阀和维护民众利益。他说：“凡为自己地位着想者，不为落伍，即为反革命”；“各个人皆为小小的螺丝钉，我们须将螺丝钉钉紧”。

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报告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状况以及国民党关于农民运动的计划。

3月底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运动委员会聘请邓演达、毛泽东等九人为委员。

4月2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与国民党的新使命》，指出国民革命军今后的使命是：“拼命发展农民组织，扩大农民的斗争，加紧农民的斗争，充分表现出农民的要求和力量”，这样，“才能把封建的根基摧毁”，“才能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剥削基础打碎”。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提议组织土地委员会讨论农民土地问题，得到通过，会议推举邓演达、谭平山、徐谦、毛泽东、顾孟余等5人为委员。

下午主持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致开会词时指出，当前一切矛盾都集中在土地问题上，要求土地委员会用一种革命的、敏捷的手段，定出确实的方案来。

4月4日在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典礼上讲话，阐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告诫学生们“不是为求官而来”，“要练习革命的能力技术”，“回到农村去”争斗；指出农民“最迫切的要求，便是要土地”。

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纪念周上作政治报告，谈及上海、南京的克复有极大的意义，还讲了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状况，强调当前要解决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

4月初与宋庆龄、何香凝、董必武、吴玉章等出席武汉各界在中山公园举行的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大会。

邓演达和恽代英力劝张治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兼学生兵团团长）反蒋，而蒋介石屡召张去南昌，要张监视邓演达，张左右为难，离武汉去上海。

4月7日汪精卫由上海抵汉口以后，邓演达先后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和武昌阅马场主持欢迎汪精卫的大会。

4月9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

4月10日湖北省政府正式成立，邓演达等十一人为政府委员。

4月10日至11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最近中国农民运动状况及国民党关于农运之计划》一文。

4月上旬致电孙炳文，催孙赴武汉就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长。孙接电后，取道上海，遇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被逮捕后即遭杀害，牺牲前嘱人将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一万元经费交邓演达。

致电到上海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秘密会议的李济深、黄绍竑，指责他们为什么擅离职守私自去上海参加反动会议，并劝他们速回两广，坚定革命立场，反对蒋介石。李、黄不听劝告。

在邓演达主持下，总政治部成立一个宣传列车办事处，负责在铁路沿线进行政治宣传工作。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用一个团的兵力围攻洗劫总政治部上海办事处后加以封闭；诬邓演达为煽动暴乱的代表人物，下令通缉。蒋介石以总司令的名义布告称：“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援用私人，充塞部曲。其宣传训练等工作，显图破坏国民革命之战线，分散国民革命之力量。以致军事之进步愈速，内部之纠纷愈多。若不严加制止，整个的国民革命军将受蛊惑而分离，因分离而崩溃，……国民革命之总政治部，几为少数跨党分子及投机少年所占，……不得不将淆惑军心、背叛主义、违反军纪、分散国民军事力量、破坏革命战线之总政治部，下令封闭，并按治其首从……”。

面对蒋介石的叛变，邓演达严正指出：蒋介石是“替帝国主义效劳，为中华民族千古罪人。”

4月15日在武昌大学礼堂对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连以上人员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

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支持董必武等共产党人的意见，主张东征讨伐蒋介石。

4月17日与其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一起，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

4月19日主持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土地问题的“六项纲要”，通过《解决土地问题之纲领决议案》。紧接着讨论纲领的第一项即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邓演达委托毛泽东、谭平山、顾孟余3人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的决议。会议在讨论纲要的第二项即农民政权问题时，邓演达首先发言，他认为农民必须掌握政权和武装，才能解决土地问题，并提出了建立农民政权的步骤。毛泽东表示很赞成邓演达的意见，并就邓演达提出的乡村自治的问题作了补充发言，经过讨论，形成了《农民政权问题决议案》。邓演达在会议的闭幕词中，一再提到解决土地问题的六项纲领。他说：“解决土地问题，总计有六个纲领。经过七八次会议，结果已决定了三个纲领（指前三项）”，“虽有三个纲领未决定，也可以说是得到相当的解决了。因为乡村有了组织完备的自治机关，农民有了政权，其余三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所以土地问题六个纲领，可以说都有相当的解决了。”

在武昌南湖体育场主持第二次北伐誓师典礼并发表讲话，论述第二次北伐的重要意义。

4月20日主持土地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开始讨论《解决土地问题之纲领》中关于没收土地的标准、没收的机关和禁止买卖土地等问题，讨论中出现了分歧的意见，后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邓演达、毛泽东、岳尔克（苏联顾问）、易礼容、陆沉5人组成解决土地问题专门委员会，将全国土地分配大略状况加以调查，并对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标准拟出简要提案。邓演达在会上提出：土地问题务须于一月内定出相当的办法。

4月22日主持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邓演达在会上宣读了专门委员会拟定的《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并做了解释，毛泽东做了补充说明，经过初步讨论之后，决定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对草案进行审查，邓演达、毛泽东等十五人被指定为委员。

4月23日召开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讨论《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并指定谭平山、徐谦、何键等起草《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决议草案》。

主持武汉30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清党”、反共和屠杀工农的罪行。

4月24日主持土地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详细讨论《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讨论和通过《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决议案》；指定谭平山、徐谦、顾孟余起草《佃农保护法决议草案》。

邓演达年谱(七)

4月26日主持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会上，邓演达提出，根据讨论意见，应指定一委员会重新起草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他还提出，为了加强关于土地问题的宣传工作，要拟出一个宣传纲领，规定对北方及国民政府下之民众和本党党员应如何宣传。经过讨论决定，前一项由邓演达负责，要求3日内完稿；后一项由毛泽东负责。

4月28日负责指导北方农民运动的“战区农民运动委会”成立，邓演达等八人为委员，邓当选为主任兼组织科科长。该会办事处设在武昌湖北农民协会。

同恽代英一起，领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反蒋斗争，派出宣传队向市民进行宣传。邓演达在一次报告中说：“中国革命运动，照现在的形势看来，将分成两条道路，一条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再一条就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天津自称安国军总司令，分兵两路南下，威胁武汉，国民政府因命唐生智、张发奎统率大军奔赴河南，进行第二次北伐。

主持武汉国民党中央为第二次北伐军出发而举行的欢送会，并且讲了话，号召将士们要以英勇奋斗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排除一切困难，为革命杀开一条血路。

4月29日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提议由兵工厂拨出5%到10%的枪械给农民，作捍卫之用。

在武汉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出席欢送唐生智出发大会。

4月30日为《农民周报》创刊号题词：“中国农友同志们从事革命，损失了的只是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大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军阀及洋大人，得到的是我们农友们的自由和人的生活。”

5月5日与毛泽东等出席中央农民部召开的大会，欢送战时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出发去河南前方工作。

5月6日主持土地委员会第六次（即最后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处分逆产条例草案》。决议案明确规定：“将大地主的土地及官地公地荒地分配予无土地或土地不足以赡生之农民”，并规定，“要建立农民的政权和武装”。可是又规定“对于小地主及为革命而努力之军人的土地，应由国民政府加以保障”（即不没收），并且还“确定小地主之标准，大约沃壤每人不过五十亩，瘠壤不过一百亩”。

5月7日黄埔军官学校各期学生和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在邓演达支持下举行讨蒋大会，并成立讨蒋委员会。

5月9日土地委员会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面报告了土地会议的情况，并附上会议通过的七项决议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审核讨论时，《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遭到谭延闿的反对，汪精卫因而主张“不公布，只对湖南省党部通知”；邓演达则主张“秘密公布”，其方法是“由湖南派来的代表亲自秘密带回，不从平常的邮电发出。”最后表决，赞成通过这个决议案而不向社会公布的只有邓演达、林伯渠、吴玉章三人，其余八名政治委员未举手，这个决议案便决定暂行保留。

5月10日写成《新艺术的诞生》一文，交《中央日报》副刊分两次发表，文章热情歌颂新的艺术和新的艺术家。

主持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又同郭沫若、章伯钧乘车到汉口郊外的跑马场附近兜风。

5月中旬派包惠僧去沙市争取夏斗寅。包行至嘉鱼被扣，后脱险回武汉。

5月12日率领总政治部前方工作人员向河南进军，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同行。先赴信阳，继进驻马店。

在第二次北伐中，亲自参加作战指挥，实际上是第二次北伐战争的主要将领。

5月14日从前线返武汉，第二天偕苏联顾问铁罗尼等乘飞机到河南前线，参与军事指挥。

5月20日在河南驻马店给武汉国民党中央打电报，建议解散反革命把持的河南省党部，暂由总政治部管理战区党务。

5月21日按照邓演达的命令，成立战地伤兵慰劳委员会，负责慰劳安置在上集、东西洪桥、逍遥镇等地与敌激战负伤的官兵。邓演达亲自参加慰问。

5月22日在河南西平向国民革命军各将士及政治工作人员讲话，指出军队“不能离开民众而生存”，“我们只有革命，与民众打成一片，是唯一的出路”，号召政工人员“都要准备着去牺牲”。

5月24日率政治工作人员到周家口，并随军前进。

5月26日在漯河张梁庄对第十一军政治部工作人员讲话，论述北伐形势，提出“政治工作人员须是最积极的牺牲者”，要勇敢、吃苦、忠实努力地工作。

5月下旬在漯河、许昌间的临颍发生激烈的战斗。在邓演达指挥下，28日攻克临颍，击溃了奉军主力。

下令要求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开办各种训练班，并派出政治工作人员到临颍、许昌工作。

5月31日占领郑州。

致电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嘱其前来北伐前线，协同指挥。

6月1日受武汉国民政府的派遣，乘坐手摇的铁路小车前往潼关，迎接冯玉祥到郑州。

6月初由冯玉祥陪同在河南巩县对兵工厂工人演讲，痛斥蒋介石背叛孙中山。邓演达讲完以后，刘伯坚对冯玉祥说：“邓演达说的都是实话。”

6月10、11日在汪精卫主持的郑州会议上，竭力反对汪精卫、冯玉祥等诬蔑共产党的言论和“分共”主张，可是意见未被接纳。会后，汪精卫集团反共活动日益加剧。

6月13日与毛泽东、谭平山、陆沉等以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委的名义，发出“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指出农民运动存在的问题，列举各地土豪劣绅进攻农民协会、反动军队袭击和屠杀农民的罪行，要求各级政府明令保护农民协会，制止反动派暴行，号召“农民协会本身尤应更加努力，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己，以反抗土豪劣绅武装袭击，而镇压一切反动封建势力之挑拨离间。”

6月15日满怀忧愤与郭沫若同乘火车由郑州回到武汉，住在汉口黄陂路一栋房子的三楼。曾对郭冠杰说：“冯玉祥出身贫苦农民，由小兵而至将帅，近年受军阀压迫的痛苦，得到苏联和中共的帮助，倾向革命，岂料现在竟然动摇，庇护蒋介石，实在可悲。”

找包惠憎谈收编夏斗寅部问题。包说：“我为了搞这个部队几乎开除了党籍和丢了性命。我是个弱者，我不能担当这样的重任。”邓演达愤慨地说：“这个局面单靠四军、八军这个老班底支持得了吗？南京方面一天天地扩张，我们却一天天地缩小，我不知你们天天呐喊的联合战线是怎么搞的!”

6月19日主持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典礼并发表题为《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际》的演讲，希望大家“本着革命决心，认清革命目标，遵守革命纲领，积极推进农民革命”。

6月20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邓演达建议任命郭沫若为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党代表，经汪精卫反对，改任郭为副党代表。

6月21日在湖北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上讲话，谈农民运动最近的策略，提出：一定要注意联合战线，要联合佃农、雇农、自耕农的力量；要切实地到农村中去，了解农民的要求；我们的敌人正预备向我们进攻，我们一天不死，我们要革命。

6月23日冯玉祥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派送邓演达出洋的建议。

6月24日在国民党湖北省市县党部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上，发表关于国民党根本问题的讲话，指出发展农民运动是唯一途径，提出“打倒反革命的南京伪政府纲领”。

6月25日在他的住所召开总政治部扩大会议，部署今后工作。夏斗寅叛变以后，邓演达又新编了两个湖北省警卫团。

从河南运回武汉的负伤官兵，医院闹事，邓演达与宋庆龄前往处理，分别发表讲话，平息了事端。

大革命失败前夕，多次与共产党人林伯渠接触，多次做张发奎的工作。

6月下旬两次登门向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策划“分共”的主角汪精卫进劝忠言，要他依靠群众，挽回危局；若是依靠军阀，只有死路一条。几经争执，汪不理睬。

6月29日与吴玉章、宋庆龄、何香凝、苏兆征、邓中夏等当选为全国济难总会审查会委员。

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提出《辞职宣言》。宣言指出：“革命势将重蹈民国元年失败之覆辙。此殊与予素愿相违，故不得不辞职让贤。倘将来诸同志幡然觉悟，遵奉先总理遗嘱，根据三民主义，努力作真正之革命，则予仍当乐归从事，而与诸同志合作也。”

何键发出反共训令，并监视邓演达住所。

6月30日写了《告别中国国民党的同志》的留别言，谴责蒋介石屠杀工农群众的罪行和汪精卫的反革命行径，表示：“革命是我们的职业，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是我们的立场”，“一面准备着争斗，一面准备着如果我们的中央确固了革命纲领”，“就立刻回来工作”。

7月3日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我们现在又应该注意什么呢？》这篇轰动一时的文章，说明当时形势和斗争的动向。

7月13日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推荐郭沫若继任；赞同恽代英的提议，由许德珩担任留守处主任；同时公开发表《辞职宣言》，念念不忘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政策。

出走前，他通过谭平山转告中共中央，希望注意汉口马日事变的到来，据他所知，何键是一定要开刀的。

出走前，派他的表弟叶子英（当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管理处长）送他的夫人郑立贞回广东。

出走前，在汉口一家饭店分别接见总政治部各股长；留下3封信：一封致鲍罗廷；一封给郭沫若及总政治部全体人员；一封给郭冠杰；嘱寄元给熊君锐（当时已遇害）在广州的家属。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疯狂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并决定由陈公传、陈克文分别接替邓演达的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农民部长职务。

大革命失败后，化装成检查电线杆的工人，秘密从武汉沿着平汉铁路步行到郑州，出潼关，转西安，赶上苏联顾问回国的汽车队，经榆林、包头、穿沙漠，越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

过潼关时遇着一位黄埔学生，邓对他说：“我有重要任务秘密出巡，我的行踪请保守秘密。”

7月17日北京《晨报》发表邓演达的《辞职宣言》。

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发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职宣言。当时宋庆龄、邓演达虽然未在南昌，但是由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革命委员会，仍然把他们列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并推选他们为革命委员会七人主席团的成员。

8月15日到达莫斯科，苏联红军总司令部出面接待。

8月17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欢迎他，他应邀在欢迎会上作了《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的长篇报告。在报告中，他从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指出当时的国民党左派有四大弱点：一、最大的缺陷是由始至终无一个主要具体的政纲；二、始终未曾准备和决心与右派决斗；三、太讲究上层的外交工作，而不注意下层的充实工作；四、不努力于革命武装力量的组织。他还指出，“劳苦的工农及城市的贫苦无靠者”，“只有拿着在自己手里头的组织去和他们的敌人奋斗、战争，结果才能得着地狱的出口，得着自由之路。”

8月下旬出席克里姆林宫一次报告会，提出恢复国民革命，受到布哈林的批评，布哈林说，十月革命以来，世界上只有共产主义革命，没有什么国民革命。

9月7日宋庆龄代表长逝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群众访问苏联，到达莫斯科，同行的有陈友仁。

11月1日与宋庆龄、陈友仁3人在莫斯科联名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的宣言》，痛斥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孙中山三民主义、窃取党国领导权的反动行径，指出“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族之仇敌”；指出“目前中国之反动势力，极其残酷凶恶，而国内劳动群众之觉醒，必冲破反动营垒，待到最后的解放和胜利。”《宣言》倡仪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继承孙中山遗志，继续与新旧军阀和一切反动仇敌作斗争。

8月~12月中共旅俄支部曾派人与邓演达晤谈，意在说服他参加共产党，但他考虑的还是如何恢复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多次向第三国际陈述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并与第三国际的拉狄克见过面。邓强调中国民族革命的特殊性和解决农民问题的必要性，坚持国共合作和恢复国民革命的主张，拉狄克反应冷淡。斯大林曾接见过他，并建议他回去领导中国的革命（参见杨逸棠：《邓演达》第56页）。据当时在场的翻译人员称，斯大林与邓演达在谈话过程中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过争论。

和宋庆龄等由鲍罗廷陪同，到高加索参观，深入农村了解情况；他还花了一昼夜时间，登上终年积雪的高加索山脉最高峰。

在莫斯科期间，阅读了恩格斯《德国农民革命问题》；多次写信给留在国内的章伯钧、郭冠杰等，商议继续中国革命问题。

在莫斯科宋庆龄的住处——红场附近的旅馆，与陈翰笙相识，并交谈。

12月邓演达感到自己的主张在苏联得不到同情和支持，便离开莫斯科前往德国柏林，寻求中国革命问题的答案。

年（中华民国十七年戊辰）33岁

在柏林，对德国的一般社会情况作过调查研究，同社会民主党人一再会谈，探讨中国革命和中德两国间的关系问题，彼此意见距离很大。

在柏林，博览群书，勤奋学习革命理论，认真研究政治、经济、历史等社会科学，思考中国革命问题。时刻关心国内人民的革命斗争，经常和随后到达柏林的宋庆龄会晤，交换对革命的意见，与万灿、谢树英以及广州起义失败后到达柏林（后到法国）的叶挺等经常见面；和客居英、法等国的丘哲、伍竹林、陈友仁等时常通讯，商谈国事；国内一些不愿与蒋介石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和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如朱蕴山、谭平山、章伯钓等也与在国外的邓演达保持联系，沟通信息。

7月17日利用暑假，由汉堡乘轮船经七昼夜到北极洲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旅行，遇冰险，幸脱险。

8月与中共派到德国海员工会工作的廖承志等，在柏林郊区“绿色森林”合影。

年（中华民国十八年己巳）34岁

在柏林期间，认真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初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写成《我们的思想系统及主张的根据》，在国内出版；并写成《中国内战与文化问题》一文的初稿。

多次给当时在北平从事人力车夫运动的郭冠杰去信和明信片，其中有一封信说：“关于继续中国革命的事，已和孙夫人、陈友仁先生讨论多时，有了具体的结论。此后我们的革命工作，仍应注重农民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以建立我们的革命力量。政治军事工作，都应当建立在这种力量上面。望努力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给在国内狱中的侯连瀛写信。

5月23日给旅居伦敦的丘哲写信，告知参观米兰的情况。

邓演达年谱(八)

6月30日给丘哲复信，就历史唯物论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推进历史的只有一元：“生产技术的发展”，表示信奉“历史唯物论”，反对“机械的唯物论”。

7月致信丘哲，告诉他9月底去英国。

8月8日致信丘哲，告知要推迟到10月中旬才能到英国，并谈及中俄事件。批评黄琪翔“碰着难关就要到处去鸣不平，自然无益而且有损的”。

秋天在上海由谭平山联系组织起来的“中华革命党”，派曾留学德国的郑太朴，持该党政纲草案（提出科学三民主义，反对蒋介石的假三民主义，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到柏林，征询邓演达的意见，并郭促他早日回国，领导反蒋活动。邓演达认为，当时虽然处于革命低潮时期，但革命潜力很大，广大的劳动群众已生活不下去了，只要领导得好，不难一新革命局面。他认为谭平山的三民主义“不红不白”，“行不通”，但同意建立新党，继续反蒋，新党名称待回国以后再议。

邓演达约在法国的叶挺到柏林，谈了三天三夜。邓表示要回国搞斗争的意向，叶劝他千万不要回去，回去必然凶多吉少，因为：第一，蒋介石正得势，许多军阀都给他搞垮了，他还得到英、法、美等帝国主义的帮助；第二，回去无可靠的力量，那些说支持你的人是靠不住的，你无力量，人家就不跟你。叶挺建议他，不如到新加坡或香港，写文章，造舆论，团结多一些人，积蓄力量，做好准备。邓不听叶挺的劝告。他对叶说：“回国前一个月再约你谈一次。”叶说：“你如果已经决定要回去，约我我也不来；如果不回去，我可以来。”（年6月，叶挺游峨眉山途中与李洁之的谈话。）

9月经友人介绍，免费乘坐小货轮，离开柏林，由雷登斯顺堡多瑙河而下，到纽伦堡、帕绍、慕尼黑进行社会考察，参观过贫困工人的住宅区。

9月18日从纽伦堡给丘哲写信说：离开柏林已快3周，消息闭塞，请丘哲及时为他提供有关新闻。

10月底~年底从慕尼黑经斯图加特、斯特拉斯堡、南希到巴黎，然后从加来渡海到伦敦。在伦敦附近的城市克罗伊登、伊尔福德等地访问以后，到利物浦、曼彻斯特、苏格兰、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等地进行深入考察，为期两个多月。

在伦敦期间，和费边社的几个人见面，听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并由此了解英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对方认为，中国以武力从事革命不会有什么结果。邓演达不同意他们的看法。

在英国期间，写出《我们对现在中国时局的宣言》，提出目前的口号“是要整个的推翻军阀官僚地主豪绅的统治”，目的“是要建设一个民族的平民的统治”，并提出六条行动纲领，即政治主张。这是他后来提出的政治主张的雏形。

年（中华民国十九年庚午）35岁

1月离开英国到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考察。给丘哲写信。

1月5日写成《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要求的国民会议》一文，提出反对蒋介石钦定的国民会议，主张召集真正的国民会议，并且由国民会议以达到平民政权，进行社会的解放。

1月12日给在北平的郭冠杰寄明信片，告知“拜望了”“英国保守主义的大本营”伦敦的观感。

2月应友好人士邀请，到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城进行考察。

在索菲亚给丘哲写信，谈及蒋介石、冯玉祥等军阀之间的矛盾，是“新的把戏开始”。

2月17日给郭冠杰寄明信片。

3月到土耳其的安卡拉和康尼雅附近的农村考察。本想从基马尔社会主义取得借鉴，实际考察以后，觉得可资中国革命运动参考的很有限。

接着访问伊拉克的巴格达和巴比伦。

4月由波斯湾乘船进入印度，会见尼赫鲁，交换对革命的意见。邓认为，中国革命有其民族特点，而对军阀官僚则须用武装斗争以夺取政权，并拟组织“民族国际”，以求得互相援助。尼赫鲁表示原则上同意邓的意见，但不同意武装革命，认为从经济上反帝也尚待研究。

在印度参谒了释迦牟尼证佛处，在拉合尔、德里的农村进行调查考察，然后到加尼各答，从那里启程回国。

回国前写信约叶挺晤谈，叶挺复信说：“你既然决定回去，我就不来了，以前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过你。”

在踏上归途的前夕，他和宋庆龄晤谈过。他说：“我们斗争将是长期、尖锐的，而又残酷的。因为我过去毫不犹豫地向着腐恶作斗争，譬如顽固的封建势力、机会主义，以及反动行为，因而在军政两方面曾树了不少仇敌。但他们不能阻挠我追随总理的步伐，我准备牺牲生命以赴，这次或许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聚会。”（宋庆龄：《纪念邓演达》）

5月初到了香港，与彭泽民、丘新民等会晤，商定共同为中国革命而奋斗。

5月间回到上海，主动找中国共产党商谈联合反蒋问题。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执行“左”倾关门主义政策，没有理睬他。他慨叹到：要是毛泽东在中共掌权，合作的局面就会到来，现在这个问题只好等到推翻蒋政权以后再谈了。

在上海多次到姚主教路找陈翰笙谈教育问题。陈翰笙说：“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苏联是个教条主义。”邓演达同意这种看法，并且说：“我们两个都不要。”

对从日本回上海见他的彭秋萍说：“孙子说过‘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你回日本以后，要有步骤、有重点地把各军系的学生联系上，一个个将他们的永久地址记起来。”“重点有两个：西北系的冯玉祥，西南系的陈济棠。必须把他们争取过来。”

国民党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师长陈诚征得蒋介石的同意以后，伪装着拥护邓演达的样子，到上海看望邓演达，并拿出一笔钱给他作为活动经费，还表示愿意从十八军十一师的公积金中为邓演达提供生活费用；又让邓演达派人到他的部队工作。邓演达一时不察，以为陈是自己的旧部，会有良心血性，可以争取过来为革命事业效力，便将自己的活动情况陆续告诉他。陈诚每从邓演达那里得到消息，都原原本本地向蒋介石报告，并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去应付邓演达；甚至邓演达给他的信，也原封不动地送给蒋介石拆阅后才敢看。这样一来，蒋介石对邓演达的活动便了如指掌。陈诚因此很快被提升为十八军军长。

6-8月筹备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起草、讨论、修改新组织的政治理论纲领《政治主张》。纲领的中心口号，是要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独裁专制反动统治。

8月9日19时到22时在上海法租界萨波赛路号黎锦辉的住宅召开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10个省的代表30多人。他致开会词后，宣布《我们的信条》（六条），提出“必须搞军事运动”；接着通过《政治主张》。他当选为中央领导机构总干部会干事。会后在十四个省陆续建立了地方组织；派章伯钧到北平主持党务，派郭冠杰到广州进行组织活动。

8月12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干部会发出第一号通告，号召加紧团结，继续进行革命。

8月18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中央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临时性的“党纲整理委员会”，负责修改《政治主张》，铅印二千册。

8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中央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训练委员会，由邓演达兼主任委员。

9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公布于世，日文报纸《上海每日》、《上海新闻》摘要刊登，却给取个外号叫“第三党”，邓演达对此很不满意，即派施方白前往交涉更正。

由他创办和主编的《革命行动》月刊第一期出版，刊登了《政治主张》和他的三篇文章：《〈革命行动〉发刊词》，《中国到哪里去？》、《怎样去推翻反动的政治势力》。

9月15日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撰写对时局的宣言，提出：“准备在最近期间夺取新的革命根据地以集中革命势力，振起中国人民革命力量与自信，去完成革命的任务。”

9月20日在《革命行动》第二期上发表《第二国际领袖樊迪华之来华》、《奉军入关与时局》、《世界经济的危机与内战的中国》、《中国内战与文化问题》、《造谣的卑鄙》等文章。写成《世界经济的危机与内战中的中国》一文指出，危机理论的不同，为资本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分水界之一。文章对世界经济危机作了概括的说明，并分析了危机对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明显影响，指出：“世界的经济危机越是急迫越是扩大，帝国主义越是要急迫的出来管理中国，或加紧的叫它的代理人来管理中国”；“摇撼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根基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而且是从多方面去做的工作”；“只有加紧的把南京政府及北方政府推翻，然后帝国主义才不能加害于中国”，“才能停止内战，进行经济的建设，使国民经济向上发展，逐步地达到社会主义。”

深秋一个深夜，化装到上海新亚酒店，与其胞兄邓演存、嗣女邓京育见面。邓演存觉察到他弟弟在生活上、政治上的经费都有困难，便送他一万元。

10月间派邹华盖、丘新民、周惠生到武汉建立临时行动委员会武汉支部。

11月10日写成《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长文，在《革命行动》第三期发表。文章提出：“要把千余年来的官僚政治推翻，把帝国主义与买办豪绅的联合统治推翻，建设新的、平民的中国，即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

11月约余洒度、陈烈等六人在上海霞飞坊见面，指定他们六人负责筹备组织“黄埔革命同志会”，与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抗，作为反蒋活动的一支力量。不久，黄埔革命同志会在上海成立。

秋西北军将领邓宝珊在上海与邓演达多次会晤，加入了临时行动委员会，并将蒋介石在西北方面的军事计划和军用地图交给邓演达。

冬鄂豫皖边区的郜子举到上海与邓演达商谈今后如何为恢复革命出力问题。与杨虎城联络后，派周力行（士第）、马达民、王人旋去西安杨部工作。派余靖芳到四川策动郭汝栋、孙震、邓锡侯等拥邓反蒋。

年（中华民国二十年辛未）36岁

1月5日改定《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一文，在1月10日出版的《革命行动》第四期发表，文章说，他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是真正人民代表所组成的国民会议。

春函催严重下庐山到上海谈反蒋问题。经过几次辩论之后，严终于承认了邓的主张，同意参加邓所领导的组织。

带着任良才从上海搭日本货轮到大连，经安山、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考察。经过了解，判断日本帝国主义有侵占整个东北的阴谋，与张学良秘密会晤时，将此看法告诉了张。

从大连搭船经天津到北平，停留了一个星期，分批接见了北平行动委员会的负责人和组织成员，如邓昊明、张含清、李健生等。在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94号与邓昊明长谈时指出：蒋介石打垮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扩大会议组成的阎锡山、冯玉祥的联军之后，正集中军力到江西打共产党，假若我们最近能取得一个革命根据地，与江西红军造成犄角之势，蒋介石的处境必然被动，我们就可以把蒋介石反动政权推翻。当前我们的紧迫任务是：乘蒋介石集中兵力围剿红军的机会，夺取一个革命根据地，牵制蒋介石的力量。否则日子长久，红军会吃不消。

在上海与莫雄聚谈，邓说：“中国革命就是农民革命。我们吃的靠农民，穿的靠农民，住的也靠农民，你和我也是农民的子弟。全国人口占95%以上是农民，不组织农民、宣传农民起来革命，革命怎能成功。”

4月3日写成《现时国际及中国政治的形势与我们斗争的路向》，在4月14日出版的《革命行动》第五期发表，论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十条纲领，其中着重提出，“推翻反动的南京统治”，“立即召集真正由人民代表组成的国民会议，以接受全国政权”的行动纲领。邓演达说：“这篇文章是自己及我党的经济思想的代表，更是我们的世界政治的代表。”

4月18日写成《从西班牙政变说到南京统治的崩溃》，在《革命行动》第五期发表。文章提及，“农民问题在现时的中国及西班牙都有一样性质，‘得之则生，失之即死’。”

4月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撰写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的宣言，指出南京的伪国民会议，只是军阀、官僚、买办、洋奴、地主、豪绅、党棍、学阀的代表机关，现时全国人民的唯一任务是：反对反动的伪国民会议，推翻反动的南京统治，由人民自动的召集国民会议，以解决人民反要求的问题。

写成《“五一”纪念节告工友》在《革命行动》第五期发表。

为了进一步加强宣传工作，主持创办临时行动委员会的机关报《革命行动日报》，交李世璋负责；又主持创办《茜》文化半月刊，交给张资平主编。

利用宁粤分裂，亲往孙科住所，邓阻他去南京任职，动员他回广州负责党政方面的反蒋任务。

从东北、华北回到上海之后，抓了几项工作：一、训练干部，共训练了两期，还亲自拟定了《青年训练纲领》；二、扩大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以周力行、曹霄青等为骨干），策动黄埔系军人起来反蒋，会员达数千人，遍布全国；三、组织由邓演达、黄琪翔、季方、严重、邓宝珊负责的军事委员会，进行军事策划：推荐丘新民、庄明远等去陈诚部队进行军事政治工作的准备；派章伯钧、李世璋去冯玉祥军中策动；派黄琪翔去广东开展军事工作；派樊少卿去河南通知郜子举待机行动；派王枕心去香港通知彭泽民负责华南的策动工作；派叶粤秀去江西嘱咐肖乾部听命行动；北方的石友三、孙殿英已决心动作；蛰居上海的邓宝珊与邓多次恳谈以后，同意担任一部分军事组织工作，负着秘密使命回西北；冯玉祥先后派张久荣、凌勉之秘密与邓演达联系；陕甘方面的有关部队也纷纷向邓要求，派人去指导工作；武汉军校的杨伯翰、福建的卢兴邦、河南的张轸、四川的刘湘，与邓也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邓演达的活动被蒋介石发觉以后，即派心腹王柏龄、陈群、杨虎等到上海侦察，并与淞沪警备司令、上海租界当局勾结，合谋侦察行动委员会的活动，并悬赏30万元缉捕邓演达。

邓演达年谱（九）

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风声日紧，行动委员会的同志劝邓演达离开上海到日本或香港。但是，他不听劝说。他说：“个人生死不足道，中国革命必须及早恢复。”“指挥这么大的一件事，不在国内不行。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安全，要人家去牺牲呀！”他本着“工作上需要坚持，行动上力求审慎”的态度，一直留在上海，继续坚持斗争。他在行动委员会的《政治通告》中激励全党的斗志：“革命是站在大众面前为大众牺牲的事。在此反动极盛的局面之下，为农工平民大众而斗争，随时准备着被捕，随时都准备着被残杀。”

6月22日致信黄琪翔，通报情况和对一些事情做出判断，并提出处置的办法。

6月25日，写成《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长篇文章，详细分析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南京统治的形成过程，具体阐述了复兴中国革命的手段，展望了中国革命的前程，提出“我们的中心主张之一，在平民政权的建立。”

7月写成三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要推翻南京的蒋政府，我们要求的是什么？》、《蒋政府必然要崩溃的原因及全国人民当前的急务》、《我们夺取政权之直前及直后应当做的是什么？》。（这是他最后一篇文章）

7月13日致信黄琪翔，信上说：“北方近日消息甚多，都说‘快’动，但是我恐怕‘草头’（按蒋介石）还是会败于红军手上，使我们动手更易些”。

8月上旬与在江西任“剿赤”右翼军总司令的陈铭枢多次密函来往，并与陈铭枢、杨杏佛等商定：乘蒋调陈铭枢攻粤的机会，由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指挥十九路军停止对红军的“围剿”，树立反蒋旗号，将部队从吉安泰和赴赣州急入广东，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由邓演达、蔡元培、陈铭枢等发表声明，用武装调停宁汉分裂的办法，建立第三种势力的政权。

8月国民党凇沪警备司令部发出“缉拿”邓演达的公函。

8月中旬为准备江西起义，举办干部训练班。计划在训练班结业后即前往江西陈诚十八军的驻地，指挥起义，起义后攻取南昌；与此同时，武汉、西安、华北方面的杨虎城、冯玉祥等一起响应，迫使蒋介石下台，推翻南京的蒋介石统治。

8月9日12日蒋介石接到叛徒陈敬斋化名钟春岑的密告信后，以钟国昌的名义在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与叛徒联系的启事。

8月15日国民党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发出逮捕邓演达、季方、罗任一、沈维岳、丁丁、杨允鸿等的拘票。

起程去江西前，向因病卧床休息的朱蕴山话别，说：“现在一不做，二不休，生死只有置之度外。”

8月17日下午3点多钟，江西起义训练班再上海愚阛路愚园坊二十号举行结业式，邓演达到班上做形势报告时，叛徒陈敬斋听讲未及一半，伪装腹痛离席外出，与预先埋伏的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联络，将会场包围，遂将邓演达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郑太朴、周力行（士第）、罗任一等12人，都被押入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房。

邓演达被捕以后，蒋介石立即电告上海国民党特务组织，要他们把邓演达引渡出租界，交国民党凇沪警备司令部，转押南京。

在巡捕房受到传讯，并在传讯“录供单”上签名。“录供单”上录有邓演达的话：“我现主持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事，那边的工作是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官僚政治，希望造成真正人民的政府及独立的国家。”讯问后，寄押在静安寺捕房临时监狱。

在临时监狱里，邓演达鼓励难友：“打起精神来！”并嘱咐罗任一把他们被捕的消息，设法公开出去。深夜，罗任一问邓：“如果他们使用软化诱惑呢？”邓答：“那他们拿刀子来好了！政治主张、革命态度，决不变更！”

8月18日凇沪警备司令部向租界巡捕房提出引渡邓演达等人的要求。

上午九时，租界当局把邓演达等解到“公审公堂”，由上海高等法院第二分会同公共租界代表开庭审讯。再审讯中，邓演达慷慨陈词，谴责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投降帝国主义。他的辩护律师张志让、蔡六乘等提出：“邓演达等全无危害国民之可言”。审判者惊惶失措，仓促闭庭。

8月19日复审，法院不听张志让的抗告，宣布把邓演达等押到白云观凇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囚禁。邓演达被关在单间牢房里，王柏龄即去探风。

当夜，有个侦察班长用广东话悄悄对邓说：他愿冒生命危险盗取钥匙，打开牢门与邓同逃。邓婉言谢绝，说：“我与大家一同逮捕，有我在，一切由我负责。我万一逃脱，蒋必杀大家以泄愤。”

8月20日上海《申报》和《时事新报》报道邓演达等人被捕。

8月21日上午十时，邓演达被单独押离上海去南京。临行前，邓演达托人转告难友，要努力学习，一天不死就要战斗。途中，拒绝押送他的队长关于半路逃跑的建议，又一次错过了逃生的机会，

8月22日上海《申报》报道邓演达押离上海。

8月23日上海《申报》报道邓演达被押到南京。

8月下旬邓演达被解押到南京以后，囚在羊皮巷军政部军法司的所谓“优待室”里。起先一天到晚发脾气，几天不吃东西；后来不发脾气，又成天看书，有时还做笔记，，一句话也不说，慢慢才恢复常态。送去的书报，有重复的或他看过的，都挑出来，不要。

邓演达被解押到南京之初，陈立夫受蒋介石之命，派齐世英劝邓与蒋合作，“削平内乱”，并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总参谋长职务，任其选择。邓“横眉冷对”严词驳斥说：“蒋介石个人独裁，完全背叛了孙中山三民主义，叛离了革命。”他宣传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之后，又说：“共产党是政治问题，不可能凭武力解决。”

不久，蒋介石又派段锡朋以私人关系找到谢树英，要谢劝邓与蒋合作，谢拒绝了段的要求。

蒋介石先后多次派戴季陶、吴稚晖、张继等国民党元老和何应钦到关押处看望邓演达，企图软化他，可是，每次邓都表示不同意蒋介石那一套。戴、吴离去时都摇摇头，表示难办。

9月邓演达被解押到南京以后，陈诚为了掩饰他卖友求荣的罪行，惺惺作态地打电话给蒋介石，请释邓演达。

南京教导总队的邓克敏、曹金轮、胡一、陈谦、张涛等组织了武装营救队，不幸事败，被蒋下令通缉。

9月15日同案其他难友被解押到南京。

9月下旬“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再派人劝邓，说“大敌当前，理应该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并要邓公开声名取消“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任命邓为“缴匪”副总司令。邓严词指斥说：“政治斗争是为国为民，绝无个人私利存乎其间。我们的政治主张决不更变，个人更不苟且求活。”

蒋介石在住处亲自找邓谈话，要邓和他合作，同样遭到邓的严辞拒绝。蒋问邓：对“九·一八”事变有什么感想？邓答：“那还不是你连年内战造成的！”

9月末通过狱卒传递给罗任一等男难友写了一封信，说每天都有人去软化他，但他“坚决站在我们的立场上”。

给郑太朴写过一张纸条，要郑“不要悲观”。

10月3日押离军法司。

10月初给罗任一等难友写第二封信，勉励大家“乘此时机，多读书”，并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健康。

过两天，他给男难友写第三封信，再次要他们不要空过时间，要好好读书；嘱务必注意健康；并将他得到的消息告诉他们：发生“九·一八”事变，宁粤合作大约会成为事实。

10月20日左右，给罗任一等男难友写第四封信，回答他们就“九·一八”事变后的时局提出的几个问题，并告诫大家：“家教最要紧”。意思是要大家严守组织纪律，不要随便发表意见。

9—10月通过狱卒的传递，给女牢中的周竞西等写过几次信，亲切的关怀她们的生活、健康，勉励她们多读书；并把外面接济他的钱转给难友使用。

在狱中给宋庆龄写过信。

10月间黄埔生、许源圃从南京潜往上海，向主持营救工作的朱蕴山提出，利用他排里的亲信班长每星期日的值班监护的机会营救邓出狱的具体计划。营救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不料蒋介石又将邓转移到富贵山炮台废址内，计划落了空。

给南京的万灿写过三封信，一是谈他的狱中生活；二是谈“九·一八”以后，应与各党合作，共赴国难，发动群众，对日宣战；三是谈他不知将迁何处，今后无法通讯。

11月8日通过狱卒传出一张红铅笔写的条子：“我已被移往紫金山的荒屋内（按：既富贵山炮台废址内），以后通讯将不可能，愿做白发囚徒，同志们要继续为革命努力。”

11月下旬蒋介石下野之前，又命令陈立夫派李熙元见邓，要求在蒋下野期间，不写反蒋文章，即可获释。邓铿锵有力的回答：“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

何应钦、何键、何成浚等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杀邓，说什么：“此人不除，不足以安天下，慰党国。”戴季陶也对蒋介石说：“今天最可怕的敌人，不是汪精卫、陈济棠，真正能动摇政府根基、分散黄埔力量的，只有邓演达一人。”

11月29日夜间，蒋介石派他的卫队长王世和，带领一排卫士，谎称要把邓演达移居汤山，汽车开到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诡称汽车抛锚，要他下车，刚走出车门，即惨遭杀害。

（完）

（来源：《前进论坛》责任编辑胡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