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连在哪家医院坐诊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6517764816994709&wfr=spider&for=pc巴文化惊世大猜想(概要)
巴文化惊世大猜想
开篇的话
一个城市开始回归自己的文化之源。 6月18日，三峡博物馆即将在重庆直辖8周年之际开馆迎宾。这是新重庆文化建设的一项盛事。 《远古巴渝》是这座现代建筑的重要部分，它以最直观的方式，集中展示上古巴文化地域的生活形态。而自大规模的三峡考古发掘开始以来，有关城市文化的探求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热点。 不幸的是，这个热点在很多场合被表现为一个城市与另一个城市的口水之战。而在我们看来，一个城市的文化自信，不在“优劣”式的等级裁判中，而在对自己的不断追问中。 大约四千多年前，古代巴人在今天的重庆、湖北、四川境内创造出堪与中原文化媲美的古老文明。然而，两千多年前，这个古老的文明却随同这个古老族群的神秘消失而突然中断。在有限的文献记载和古老传说中，远古巴文化像一团云蒸雾霭的谜，缭绕于千里峡江，留给我们无尽遐想。 随着三峡考古工程的有序推进，有关巴文化的种种谜团，正在逐步揭开。 生活在这个城市，我们应该了解她的过去。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分辑向您展示“巴文化惊世大猜想”。让我们一起，在对历史的追溯中直面重庆这个古老城市的祖源文化。［详细内容］
猜想一 巴人造字？
曾经以为远古巴蜀文明还停留于“洪荒野蛮”的时代，直到三星堆那些令人难以想象的青铜遗物破土而出，我们才明白，当一种文明体系因政治经济的成功而占据绝对主流地位以后，它很可能对另一些高度发育的文明形成掩盖。 古蜀文明的高度发育因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得以凸显，而对远古巴文化的种种猜想，也有望在大规模三峡考古发掘的推进中破解。［详细内容］
猜想二 屈原是巴人？
当巴文化在走上一条不同于中原文明的道路时，一段中华文明的绚烂时代见证了多元文化生态下的地域交流。战国，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孕育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正是这个充满激情的名字，记录下巴人对于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 这个名字对于重庆，将不再仅仅让人想起三峡、抗战、国泰大剧院和一代文豪郭沫若。今天，这个名字与重庆人很可能有了非同寻常的关联。［详细内容］
猜想三 巴人创建都江堰？
用今天的思维去考量昨天，从而把昨天当成了今天。这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忘记了昨天，因为我们远离了昨天的生活。 同样的道理还可以解释：为什么被我们写在书上的“历史”会充满谬误。比如，这个夏天我们正在计划前往休憩的避暑胜地——都江堰，很少有人知道，围绕它发生的一个巨大谬误，可能诱导我们两千年来一直错误地信奉了一个神话，崇拜了一个神。二王庙至今香火旺盛。［详细内容］
猜想四 谁留下了三星堆？
当三星堆文化被纳入人类文明起源的视野加以 三星堆，你从哪里来？有很多人为三星堆魂牵梦绕，而我们在本期走进这世界级的发现之旅，是因为她那神秘的面纱下，遮盖着太多太浓的巴人气息。 一切都还是猜想，但那些蛊惑人心的种种暗示，让人无法不去猜想。［详细内容］
猜想五 谁拥有不死之术？
多年前，峡江巴人里有一位单身女人，她操持着一个富敌万乘的商业帝国。秦始皇赋予她非同寻常的地位。她创造的神话，成为历代史家反复提及的传奇。她神秘的身份是个千古之谜。透过秦陵地宫，我们窥见一个惊人的秘密。 让我们回到那个创造奇迹的“她时代”，去复原一个重庆女富商的惊世传奇。［详细内容］
猜想六 致命财富导致巴人“好战”？
历代史家都说：三峡是一部无字的兵书。的确，无论从古代典籍的零星记载，还是当代考古学的发现来看，峡江流域都被证明是一个充满血腥气的地方。 巴人，为什么竟是一个以善于征战而著称的群体？巴人真的是“好战”吗？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个族群与战争纠缠不断？［详细内容］
猜想七 巴人疑踪？
重庆人的血缘传承，一直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抛开明清以来历次大规模移民不说，仅仅古代巴人与当今重庆人之间的联系，就颇费猜疑。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从秦末汉初开始，有关巴人的文字记载突然从典籍里彻底消失。巴人仿佛一夜蒸发，去向竟成千古之谜。以至于有人认为：今天的重庆人并非巴人后裔。 这个在峡江流域生活了几千年的族群究竟去了哪里？抑或是在亡国之后遭到灭顶之灾？浩如烟海的史卷没有任何记载。巴人真的消失了吗？他们与今天的重庆人真的没有关系？［详细内容］
结束语
《巴文化惊世大猜想》系列报道终于画上句号。句号画得是否圆满，还待读者朋友最后下结论。作为参与本次系列报道策划与执行的记者，却是文章虽完，意犹未尽。 通过这次对巴文化的系统梳理，我们有幸触摸到巴国的史脉，也就是在这份对历史的探寻中，让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我们有了更深的追问，到底什么是重庆历史文化的符号？码头文化？红岩文化？袍哥文化？随着文化猜想的不断深入，有读者加入到了我们的追思之旅中，关于“巴文化应该成为重庆文化名片”的各种呼声也开始流传。 本次系列报道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超乎我们的预料，新华网友“一路欢喜的巴虎”甚至不遗余力地和我们一起找寻线索，交流心得体会。第三辑《巴人创建都江堰？》部分所用资料就来源于他提供的巴人两次灭蜀的史料记载。在此特别向他表示感谢。 同时，本次报道也得到了北京、四川、湖北、河南、山东等地史学专家的大力支持。他们的专业和严谨，让我们受益非浅。 关于巴文化，也许还有更新的秘密会在不远的将来出现，也许这些谜永远也无法完全揭开，但我们相信，这个城市及这个城市的人，前进的脚步会永不停歇。
巴文化惊世大猜想猜想之三:巴人创建都江堰？
※※被误读的昨天※※公元前年，秦国蜀郡守李冰主持兴建了都江堰。这是教科书告诉我们的历史。但历史的真相远比历史的记载复杂。
这一期探索之旅，我们从几个异常简单却被忽略了两千年的“常识”开始，来问几个问题。
■□一问：都江堰是个什么工程？■□
今天，即使一个小学生也可以回答，都江堰是“全世界唯一至今仍在发挥防洪、灌溉作用的、最古老的宏大水利工程”。
不过，普通人很少知道这个被全世界看作奇迹的杰出工程，包含了怎样一个“宏大”的概念。
《史记·河渠书》是最早对都江堰工程加以完整记录的文献。我们将这段记录翻译成现在的白话——
“秦国灭蜀以后，蜀郡守李冰主持开凿离碓，以除沫水（岷江）之害；又在成都平原上开辟了两条江作为分流岷江的渠道，渠上可以行船。当水量有余的时候，用以灌溉田畴，百姓因此享受衣食之利。水渠所经之地，人们往往接引其水，灌溉田畴的大小水渠数以万亿计。究竟有多少水渠，没法计算。”
分解这段记录，可以看到都江堰工程包含的几个重要部分：1、开凿离碓；2、开凿两江；3、打造数以“万亿计”的纵横水渠。
都江堰水利系统工程的建成，不仅直接把长期遭受岷江洪灾的成都平原打造成了“天府之国”，而且将这个美称一直保留到今天。现在，中国人感受到的“天府之国”，仅仅是成都市民悠闲舒适的生活，而要真正明白那种悠闲的来源，我们需要到川西平原去实地感受。在那里，即使在豪车飞驰的公路边，你也能看到纵横交错的水渠网络。这种在川东绝对看不到的景象，早在两千多年前李冰坐镇四川的时代，就已形成。
■□二问：“宏大”意味着什么？■□
正如对古埃及金字塔工程的追问一样，我们也应该追问，像都江堰这样宏伟的水利工程，究竟意味着一个怎样的工程量？
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去拜访武汉大学水利学院教授李可可，他对我们这个问题饶有兴味——
不妨把李冰和他的治水大军合称为“李家军”。“李家军”当年面对的是一项什么工程呢？
首先是要把阻挡岷江导致水患的玉垒山打开一道缺口，让岷江“顺势”奔腾。这只能在岷江的枯水季节施工。而开凿由坚硬砾石构成的玉垒山，整体采石量大约是2万立方米。科学地测算：当年一个壮年男劳力，一天大致能开凿0.1方山石。若按人同时开凿计算，一天也只能凿10方，这2万方“硬骨头”起码得人凿天。还不算扣除夏汛和严冬季节的休工期。
其二是开凿从都江堰引水入成都平原的“郫、湔（音坚）”两江，每条引水河长50多公里，深约4米，宽30余米。两江的土石方量高达万方。按每方重1.5—2吨计算，仅此两江就得搬走万吨—万吨的土石。若按用于三峡工程大江截流的超级大卡车计算，每辆载石30吨，投入辆，拉完万吨土石，每辆大卡就得跑上趟；再按每辆大卡每天跑10趟计算，那每辆大卡得跑上天。
按这个工程量，现代的机械化大军也得奋战2年多。如果“李家军”每天投入人，每人每天挑十担，每担按50公斤算，仅仅挖这两江就需要天，合计超过26年。
更何况年前，都江堰就能灌溉万顷良田，星罗棋布的河渠网道数不胜数，这些设施，更是绝非轻易而得。
■□三问：什么技术支撑这项工程？■□
战国是一个青铜与铁器并用的时代。那时候青铜还是主要用于帝王、贵族祭祀和生活的器具以及兵器的贵重金属，作为生产工具的青铜器是少见的。而铁器虽然已经使用，但在炼钢术普及以前，其坚韧度甚至不及青铜。年前的李冰，率领的应当是一批在成都平原上主要用木石工具和少量青铜、铁器辛勤劳作的“四川老乡”。
当然，急于积蓄力量统一六国的秦国，给这样一项具有重大政治军事意义的“国家级工程”一些特殊政策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李家军”里特配有少量的“尖端”工具——铁制的錾、钎、锹等，但这些铁器的效率也是十分有限的。
■□四问：工程耗时多久？■□
一本成书于公元年，以详细记载中国西南三省历史而闻名的书——《华阳国志》，是探索古代四川历史真相的重要典籍。据这部书记载：“周灭后（公元前年），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而专家们又注意到，公元前年，李冰又调任上郡守，距他初任蜀守的时候刚好十年。
如果我们把《史记·河渠书》的记载理解为李冰兴建了都江堰，那么都江堰从开工到完成的时间就在十年以内。
在一个没有现代化机械设备，完全依靠肩挑背磨的时代，要完成一项土石方量上亿的工程，“十年以内”可以想象吗？
李可可强调，这还没有考虑勘察设计的问题。都江堰工程不光要解决岷江水患，同时还要将行舟、灌溉、漂运竹木等工程结合起来。这个防洪与灌溉、交通结合的综合性工程，其艰巨复杂的勘察设计程序，在没有任何科学仪器和现代交通工具的战国时代，就算李冰一天不休息，也根本没法在十年内完成。“不要说十年，就是几个十年，甚至上百年恐怕也办不到，”李可可语气坚定。他认为，这样庞大的工程要在十年内完成，即使以今天的技术和人力、财力，都十分艰巨。※※答案在千里之外？※※推倒了这座神坛，我们必须对这一切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最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李冰因站在前人的肩上而成为巨人。
而这个“前人”，又是谁呢？
■□玉垒山启示■□
让我们紧跟学者的脚步走进这时空交错的谜团。
醉心于远古巴渝研究的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刘云生认为，都江堰这样的“世界水利奇迹”，绝对不可能由某一个人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主持完成。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承认，都江堰的治水史比李冰要早几百年。许多学者、特别是一些四川学者表示，都江堰这样一个旷古浩大的工程，一定要经过长期的艰辛探索和积累，循序渐进地完成。
那么，都江堰的真正先驱会是谁呢？一个大胆的猜想是：答案很可能在千里之外的峡江！
随着当代考古的发现，在都江堰的灌口，一条比李冰时代更早的人工河——柏条河浮出了水面。虽然此河的入河口早被李冰废弃，但其河道的利用却一直绵延至今。这说明，李冰之前，都江堰早已有了治水的痕迹。
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些学者研究后证实，都江堰离堆以北灌口山顶的玉垒关，与柏条河分水口的标志“玉垒山”同为一地！这证明，被我们习惯上认识的“李冰的都江堰”，其实与这些更早的治水工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条通往真相的暗道就这样打开。
■□一个怪异的名字■□
循着这条暗道，专家们发现，围绕玉垒关的各种古史记载和传说，甚至相关的考古发现，无不与一个怪异的名字紧密相联，这个名字叫“鳖灵”。
专家们目前可以大体确认，古蜀国从立国到灭于秦，一共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氏五个王朝的统治。“鳖灵”就是古蜀国最后一个王朝——开明氏的开国之君。
西汉文豪杨雄的《蜀王本纪》记录了一段传奇般的故事：望帝（蜀王杜宇）百岁高龄时，荆有一人名鳖灵，死后尸体突然不见了，荆人寻找未果。鳖灵的尸体沿长江“浮棺而上”到了郫县，竟复活了。复活的鳖灵见到了望帝。望帝任鳖灵为宰相。当时正值玉垒山闹水灾，其严重如尧时天下的洪水。望帝不能治，便让鳖灵“决玉山”，百姓从此安居乐业。在鳖灵出去治水的时候，望帝与他的妻子私通，事后自觉惭愧，认为自己功德不如鳖灵，乃让位于鳖灵，悄悄出走。鳖灵即位，定国号为开明。
很久以来，历史学家固执地将鳖灵治水和大禹治水一样看作神话。但现在，这个神话有了真实的背景。
至少，它证明早在李冰之前，成都平原上已经有了治理水患的工程。而这项“决玉山”的大胆工程，被证明正是都江堰工程的前身。
已故川大教授、著名巴蜀史专家童恩正教授指出，“玉山”就是都江堰灌口的玉垒关，“决玉山”就是打开玉垒关分流岷江。他认为，鳖灵曾在古蜀国治水的事已毫无疑问，所以，至今仍有许多关于鳖灵的神话传说在当地民间流传。
很可能，鳖灵也不是都江堰治水的最早者，但这个传说却告诉我们，鳖灵主持的这项工程，第一次真正解决了成都平原的岷江水患。
湮没在岷江水底的“鳖灵”浮出了水面，而更惊人的发现，则使都江堰的千古之谜与千里之外的巴人联系了起来！
■□鳖灵是巴人？■□
鳖灵，这位都江堰的神秘隐者又是谁呢？
他甚至没有留下一件与自己身世有关的遗物，便如春梦般消失，了无痕迹。他的身世成了人们永远猜测的谜。他真的是一个死而复活的奇迹吗？
东汉李膺的《蜀志》有一段与杨雄类似的记载：望帝（杜宇）称王于蜀的时候，在荆州有一人从井里化育而出，名叫鳖灵。他死在楚地，尸体却逆流而上，到达川西的汶山之南，忽然重生。重生的鳖灵见到了望帝。
这个“化育重生”的鳖灵太神秘了，以致于让人不敢相信。这确是个令人费解的名字。
年，随着都江堰芒城遗址的发现，专家们开始怀疑，战国中叶以前，古蜀都江堰的历史有一段大约多年的“突然中断期”。就像古代玛雅人的突然消失一样，鳖灵治水的事迹，也跟随芒城的突然湮没而消失。我们可以推测，在鳖灵这个名字上，还有一段真实的历史隐藏着。正是这个历史的断层，让民间对它采取了似是而非的神话态度。
而对这个名字的解码，很可能是复活这段历史的关键所在。
专家们注意到，杨雄和李膺的记载里有几个确定鳖灵身世的地域概念——“荆人”、“荆州”、“楚”。
童恩正教授很早就为我们提供了这几个概念的合理解读。他说：春秋战国之际，鄂西、川东一带，巴楚两国战事不断，今天鄂西地区的巴国属地渐被蚕食。再后来，楚国战败，先前夺取的巴国领地又烟消云散，变成了秦国领地。秦人统称之为楚地或荆地，把当地人统称为“楚人”或“荆人”。
童恩正的结论在史料中得到印证。《史记正义》在解释《史记》里提到的“荆蛮”时说：秦灭楚后，忌讳“楚”这个字，将其改称为“荆”。
这说明，秦汉时代称鄂西的巴人之地为“荆”，是合乎逻辑的。那么，杨雄在《蜀王本纪》中所指的“荆人”就很可能是指巴人。
鳖灵真的是巴人吗？
在上期屈原巴人身份的猜想中，我们已经知道，春秋战国时代的巴、楚一带，“灵”这个字与“巫”字相互通用，屈原的巴名“灵均”可以视为“巫均”。那么，“鳖灵”是否就是“鳖巫”呢？许多学者对此表示了肯定！
■□闹市里发现了船棺■□
接下来的重大发现更让人吃惊。
年7月29日，在成都市商业街，四川省委办公厅机关食堂的工地，距地面4米深处，施工人员意外发现几段乌木。8月1日，四川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陈文书挤开围观的人群进入现场，令他惊讶的是，这些硕大的乌木似乎是“空肚子”，难道就是船棺？他马上电话通知了文管部门。
商业街的棺木呈船型，整木刳挖而成，一具棺木就是一艘巨大的独木舟。
船型棺正是巴人葬俗的典型特征。
成都市文物考古所副研究员颜劲松回忆，经过50多天的发掘，在长30米，宽20米的竖坑中，共出土17具船棺，其中最大的一具船棺长18.75米，直径1.7米，重约1吨，堪称船棺之最。
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铜器、竹器、漆器等数以百计，铜器中有矛、戈、削刀、带钩、印章，部分青铜器甚至刻划着神秘复杂的象形符号。
专家们确认，这个墓应当是古蜀开明（鳖灵）王朝晚期（约战国早、中期）的王室合葬墓。从出土器物看，其中有巴人使用的典型器物尖底杯、圜底罐等陶器；从葬式看，商业街遗址以木制船棺为葬，这与鄂西、川东的巴人葬式完全一样。
这个发现为鳖灵的巴人身世提供了间接证据。
但商业街的巴人遗物并不是唯一证据。在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范围的考古发掘中，更多的船棺葬在新津、彭县、新都等地相继被发现。到目前为止，成都平原发现的巴人船棺葬已有数十处。所有这些，都在向我们暗示鳖灵的巴人身份。※※寻找远逝的水利文明※※ 专家认为，都江堰重在一个“疏”字，堪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经典之作。正是这个“疏”，让我们发现了都江堰治水理念的巴人源脉。
■□涂山氏密码■□
我们从古史记载里看到，鳖灵治水采用的是一种非常见效的“疏导”之法。从望帝杜宇在见到鳖灵之前苦于水患的记载看，鳖灵开决玉垒山的“疏导”工程，第一次实质性地解决了成都平原的岷江水患。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
显然，鳖灵的“疏导”在当时的成都平原是一种全新的治水理念。
这使人联想起大禹治水的古老传说。这个传说已成了我们孩童时代一个印象深刻的知识——
大禹因为采用“疏导”之法解决了帝尧时代的严重洪灾，从而赢得先民的拥戴，并为他的儿子启夺取政权建立中国第一个家天下王朝——夏奠定了基础。
我们还知道，大禹之父鲧奉帝尧之命治水，采用的“湮障”之法惨遭失败，并因此招致杀身之祸。“湮障”之法就是“堵”，用筑堤拦水的办法应付洪灾。
教科书告诉我们，大禹是在吸取父亲失败的教训后总结出“疏导”之法的。这个说法太简单，并没有回答他是如何“总结”出来的。“疏”的理念不可能从他的脑壳里凭空产生。
按照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熊笃的研究，大禹出生在今四川省北川县石泉镇石纽山，是岷江上游。大禹生于石纽山已被许多学者认同。如果真是这样，就可以证明远古时代的“疏导”治水理念，并不起源于这里，因为，禹的父亲鲧是以“堵”水而祸及自身的。
那么，大禹治水的“疏导”之法究竟可能源于哪里呢？
在古史中，大禹斧劈三峡是个著名的传说，这个传说显然来源于远古先民对长江洪灾的治理。这让人联想到峡江地区一个古老的传说——涂山氏和大禹的婚姻。这段打着神话传奇烙印的婚姻，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解读思路。
重庆人家喻户晓的涂山氏，在古史记载中是大禹的一个妻子。对涂山氏传说有过深入研究的熊笃教授断定，涂山氏就是重庆南岸涂山人。许多学者甚至认为，涂山氏就是一支巴人部族的首领之女。传说大禹新婚三天就离家治水，九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正暗示了这桩婚姻带有很浓的功利色彩。换言之，这很可能是一桩纯粹为了寻求巴人治水帮助而实施的政治联姻，其中并没有真正的“夫妇之道”。
这样，才有了流传至今的涂山名胜“望夫石”。
显然，大禹治三峡，就是巴人治三峡。那么，大禹有没有可能在与巴人的合作治水中学会“疏导”之法呢？
■□水之精灵■□
从年前开始，巴人就生活在峡江岸边，到大禹治水的年前，巴人创造的巫山大溪文化已发展到中期。考古出土的彩陶显示，其文化发达程度已不亚于同期黄河流域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
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师大教授管维良透露，从峡江考古发现来看，这个时期的巴人遗址大多濒江，位于沿江一二级台地上。在特大洪水期间，这些台地必然要面对汹涌的长江急流。这个时期充斥在巴人器物上的水波纹和漩涡纹，以及出土的陶制农田、堰塘模型，都显示了巴人必须面对长江水灾的生活实际。一些农田模型上出现的人工缺口和堰塘模型，甚至再现了远古巴人的水利行为。而今天仍在峡江流域流传的“鳖灵凿乌江”的传说，也或多或少暗示了巴人治水的悠久历史。
年，中国文物专家团论证，三峡库区留存的17处古代水文题刻，表明三峡库区是世界上最大的水文题刻长廊。湖北省考古研究所王红星说：古代人们在江边石床上铭刻石鱼水标记录江水的涨跌，几乎可以窥见巴人与水的成长历史。
世代栖息在大江畔的巴人，对水的认识应当远远超出身居平原广川的人们。他们饮滔滔江水，煮长江之鱼，临水而居，驾舟拍浪而行。巴人的历史，就是与水共处，与水抗争的历史。他们顺水而生，择水而死，甚至把棺木造成船形，祈求死者如同活着时候一样作息于船上。学会如何与水相处，是远古巴文明发展的重要前提。
有学者指出，巴人首领廪君“浮土舟”的传说，已充分证明了远古巴人驾御水的高超能力。这样一个几千年生活在急流险滩上的民族，的确很可能在大禹治水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大禹之师■□
那么，巴人在大禹治水中发挥的是什么作用呢？
西南师大资源环境学院副院长、自然地理博士谢世友为此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从大禹“斧劈三峡”的传说着眼分析，认为这个夸张的传说其实正暗示了巴人治理三峡之水的一个主要方法。
谢世友认为，长江水随青藏高原的隆起，自西向东流淌。多年前的大禹时代，估计三峡的险滩与“瓶颈”地段更多，每每洪水来临，位于沿江台地上的巴人起居地带必受水灾。巴人治理三峡，主要是打通峡江的“咽喉”要道，以消长江梗塞，使江水畅流。
这就意味着需要开凿大量坚硬的岩石。在三峡一期蓄水前夕，文物工作者采用现代先进的切割机搬移夔门石刻，据说也颇费周折。而在没有钢铁工具的大禹时代，巴人能采用什么开凿技术来对付这些坚硬的岩石呢？
水利史专家李可可认为，当时巴人在梳理三峡一些梗阻节点时，运用了“火攻”法——火烧岩石后用水浇浸，使岩石爆裂，再将木契打入裂石缝隙。李可可指出，这是青铜时代最有效的劈石技术。
一些科技史专家证实，“火攻水浇”裂石法，正是世代栖息于大江大河边的民族总结生活经验的成果。
上古史书《淮南子》说，大禹治水是“以水为师”，而我们看到，在远古巴人的亲水生活中，处处可以窥见“以水为师”的信息。
■□一脉相承■□
“鳖灵”的身上打着深深的巴人烙印，他带给都江堰早期工程的“疏导”理念，与大禹治水的方法出如一辙。而通过涂山氏和大禹治水的传说，我们又发现大禹治水与巴人治水经验的密切关系。那么，都江堰工程是否展现了巴人的某些治水经验？
水利史专家的回答十分肯定。
李可可强调，都江堰的奇迹重在一个“疏”字，堪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经典之作。
西汉杨雄《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蜀志》都记载了蜀相鳖灵（开明氏）“决玉垒山以除水害”。所谓“决玉垒山”，就是打开玉垒山并开凿人工引水河道，分引岷江的水流进入沱江。岷江水要流入沱江，全靠人工开凿疏浚，《禹贡》的记载证明沱江在古代是经过疏导的。《水经注·江水》说：“（岷）江水又往东别为沱，开明（鳖灵）之所凿也。”
童恩正教授认为，正是开明氏领导的古蜀民众进行了这项疏导工作。李可可坚信，没有鳖灵凿玉垒山并疏导沱江，肯定不会有今天的都江堰。
大禹、开明氏，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物，其治水理念却完全一致，这不得不惹人注意。
李可可进一步介绍，古代水利史中，关于“火攻水浇”的最早记录就在都江堰。而这个技术，应当是来源于远古巴人的，它很可能由溯江西进的巴人带到了成都平原。专家认为，开明氏作为一支入蜀的巴人，肯定掌握了“火攻水浇”开凿岩石的治水经验。而民间关于鳖灵曾疏导乌江的传说，也似乎表明了这一点。
李可可的结论是，都江堰的主体工程由古蜀开明王朝历经多年开创，李冰是站在前人治水成就的基础上，对都江堰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修与完善，并进而对这些治水经验作了理论总结。后人基于司马迁并不完整的“完整记载”，发生了误解。※※西进，东方的荷马史诗※※天下事竟如此地相似。大禹因治水而得江山，鳖灵因疏导岷江而掌古蜀。对后者，古代史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理想国的图景——禅让。
但我们知道，大禹的儿子启早就终结了禅让的时代，多年后的古蜀国，还存在这样理想的帝王更迭方式吗？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这个时代的三峡岸边，去复原一段雄阔、悲壮、也许还有些野心勃勃的真实历史。
■□凶悍的图腾■□
距今多年前，古代峡江岸边的巴人部族中崛起了一个部落，他们对一种凶猛、顽强并富有旺盛生命力的动物无比崇敬，这种动物叫“鳖”。它水陆两栖，尖利强健的牙齿使它成为水中无敌杀手；善于钻洞隐藏的习性使它成为狡黠与智慧的象征；漫长的寿命使它具有了某种不可理喻的神性。
这支滨水而居、渔猎而食的巴人，有足够的理由将这种动物当作自己的祖先，并企求它赐予神奇的力量。
这是一支以鳖为图腾的巴人部落。
古史中说“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这支崇拜鳖的部落很可能也参加了周武王讨伐殷商的联军。他们在战场上跳的，也许是模仿鳖的舞蹈。
历史走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巴楚两国联手扫灭了周边的很多小国，最终又反目成仇。巴国虽然几度攻入楚国的郢都，总是功亏一篑。
在与中原发达文化的密切接触中，楚国很快成长为战国时南方的一个巨人。其凌厉的攻势，迫使巴人放弃了汉水中游的领土，偏安于鄂西、川东一带的峡江谷地。大山是他们最好的屏障。
山路崎岖和大江急流的自然环境、残酷的政治生态养成了巴人顽强凶悍的性格。在峡谷里，内忧与外患并不曾有过一天停息。峡江的三山五洞里，部落间开始了血腥的纷争。狭窄的空间，改变了巴人的生存法则。而迅速富强的楚人，也乘乱进入了峡江。曾经的乐土风雨飘摇。
而那支敬奉着鳖的部落，现在将沉重的担子放到了一个年轻巫师的肩上，他的名字叫“鳖灵”！
“鳖灵”就是“鳖巫”——鳖部落的巫师兼首领。
“鳖灵”具备了鳖的一切可怕特质，受命于危难，他注定要改变一些事，但没人料到他能改变这么多，这么深远，直至创造奇迹，影响历史。
他勇猛剽悍，在刀光剑影的峡谷里身先士卒，手持青铜短剑拼打着部落的立足之地。他终于倒在了战场上。他的“尸体”被运回部落，有人宣布了他的“死讯”，消息传得很快。
其实他只是受了重伤。他躺在部落中心的那个桃源洞里，忍着痛向他的长老们陈述了一个明智的判断——在这个大山阻隔的峡谷里，永远不会有平静的一天。痛定思痛，他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离开这个拥挤的是非之地，向西，去开辟新的乐土。
■□“移民”悲歌■□
鳖灵的“尸体”被放进了一艘船，这艘船看起来与船棺没有区别，长老们继续隐瞒他活着的真相，以防敌人的追击。
在一场煞有介事的水上“葬礼”后，全体部落人员启程溯江而上，走进了风雨征程。
西进的路上时闻悲歌，但他们也会唱起欢快的《下里》和《巴人》以鼓舞士气，峡江两岸回荡着青铜錞于悠长的节奏，不时惊起悬崖上休憩的猿猴。
哪里是鳖部落的家呢？路途是那么遥远。渐渐康复的鳖灵执意要为他的父老兄弟找到一片真正的乐土，他厌倦了充满血腥记忆的峡谷。大江的源头，应该有一片丰饶的土地。
几年后，他们来到了现在的乐山。一路风尘，一路逆水涉滩，一路川江号子，现在他们终于吃到了几年来第一餐饱饭。这就是传说中的乐土，一片不需要为果腹而撕杀的乐土，地广人稀，鱼虾肥美。
他们在这里留下了一些故事。《水经注》记下了一星半点：“南安县（今乐山），衿带二水，是过去蜀王开明的政治中心。”
也许还有更离奇的故事流传了下来。当他们靠岸时，当地人分明看见一个清瘦的男子从一具“棺材”里站了起来。很早以前就有巴人来到这里，当地人早就知道他们用一种“船形的棺材”来安葬死者，但这回，他们第一次看见死人在这样的“棺材”里“复活”。
这件古怪的事迅速传开，并留在了一些僧侣的记述里。这些记述，我们可以认定就是西汉杨雄《蜀王本纪》的依据。
■□最后的风云■□
怪事很快传到了今天的郫县，这里是古蜀国第四王朝杜宇（望帝）的都城。杜宇决定要会会这位奇异的复活者！
这次见面竟改变了平原的历史。
正是夏汛时节，岷江之水已连续多年狂怒地冲击着这片肥沃的土地，也冲击着杜宇统治的根基。他急需一位精通治水的专家来替他收拾残局，安抚百姓。而眼前这位年轻的巴人首领，两眼正散射出渴望奋斗的光，脚上厚厚的老茧仿佛峡江之水千百次淬炼过的岩石，他裸露的臂膀透露着平原人少见的坚忍不拔。杜宇早就听他的史官说过，峡江巴人曾经在很久以前帮助大禹成功驯服了长江。这真是上天给古蜀的恩赐！
鳖灵奉杜宇之命治水去了，他从千里之外带来的“疏导”之法，成功锁住了岷江这暴跳不安的龙。人们传说他治服了彭国的九头虎开明兽，甚至治服了一个人面鱼身的怪兽，当上了蜀国宰相。接着，他又一鼓作气治服了堵塞天彭门的孽龙，这是他大功告成的时刻。
当他完成这一切的时候，他和他的鳖部落已在成都平原生活了三十年，也许是四十年。现在，他是这里的主人了，他的治水之功，使他和他的部族融入了这个平原，并赢得了平原人的拥戴。他的野心也在这四十年里成长起来，他要兑现他当年离开峡江时许下的诺言——重建一个强大的部族。
他想尽办法博取国王杜宇的信任，为此不惜献上美貌的妻子，自己却长年坚守在都江堰旁边的一个集市上，那里因工程的旷日持久而渐渐形成了一座城，现在我们把这座神秘消失的城称为“芒城”。
后来，应该发生了一场宫廷政变。他赶走了老迈不堪的杜宇，夺取了权杖，建立了古蜀的最后一个政权，他给它定下一个年号——开明，以彰显他的治水之功。
他也宣布了这场政变的正义理由，给杜宇定下“十大罪状”，其中第一条是“生活糜烂，荒淫无度，甚至奸淫宰相之妻”。
一切如过眼云烟，他最终又回到了他的船棺里……再后来，一个叫赢政的人统一了中国，将一种统一的文化强行覆盖了这片古老的大地。
鳖灵是谁？杜宇是谁？蚕丛、鱼凫又是谁？没有人知道，只留下几个古怪的名字。
又是两千多年过去了，世界上最大的考古工地在峡江出现，三星堆也揭开了神秘的面纱，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难以解读的谜团。那是关于“巴蜀一家”传说的最后悬念吗？
让我们重温印度远古史诗《摩珂婆罗多》里那一句话：时间，是万物的种子！链接鳖灵民间传说蜀王杜宇（望帝）四十多岁得一子，生前请巫师占卜，占卜中显出不吉利的长蛇。儿子出世，杜宇将其扔进湔江（都江堰工程的一部分），不料被一鳖驮走，继而被打鱼人救起，取名“鳖灵”。
鳖灵成年后，治服了彭国的九头虎开明兽，后又治服了蜀国的人面鱼身怪兽，继而当上蜀国宰相。接着，一鼓作气治服了堵塞天彭门的孽龙，后受蜀王指派，治理了郫邑水患。杜宇老年，欲传位于鳖灵。大臣丹和不服，趁鳖灵祭祖时烧庙，鳖灵骑着开明兽冲出火海，丢下一块丝绢给丹和。丹和看见这是国王杜宇25年前放在弃婴身上的遗物。于是，丹和再奉杜宇之命请鳖灵继承王
巴文化惊世大猜想之四：谁留下了三星堆？（上）当三星堆文化被纳入人类文明起源的视野加以
三星堆，你从哪里来？有很多人为三星堆魂牵梦绕，而我们在本期走进这世界级的发现之旅，是因为她那神秘的面纱下，遮盖着太多太浓的巴人气息。
一切都还是猜想，但那些蛊惑人心的种种暗示，让人无法不去猜想。
※※宇宙洪荒谁闯进了蜀道※※两个土坑，具备了激发了无穷想象的所有元素。这是一个七十多年来追问不断，却一直没有答案的巨大谜团。
谁知道呢，如果答案并不如人们想象的“天外来客”那么遥远，又会是谁，在那个天地玄黄的时代，闯进了这片大山紧锁的肥沃平原，留下一个千古之谜呢？
■□57年的惊世发现■□
三星堆出土的部分文物 年春的一天，四川广汉城西太平场，一户姓燕的人家在住宅的一侧偶然挖出了一堆玉器。他们不知道，一个注定要惊动全世界的发现之门就在距他家的不远处。
从燕家秘密挖宝，到英国人开始的正式发掘，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这半个世纪，三星堆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考古队，而那两个神秘的“祭祀坑”，却一直沉睡着。最后一次发掘宣告中止的时候，停下的铁镐距它只有10米。
尽管如此，这半个世纪的发掘依然是颠覆性的。随着成都平原上一系列“三星堆文化遗存”的面世，学术界开始质疑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黄河文明中心论”，不断提出战国以前“巴蜀文化独立发展”、“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主张，直到它被广泛地承认。
但三星堆要激起更大的波澜。
年夏，两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祭祀坑”终于被四川省考古队发现了。坑里的数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均属中国考古首次发现的稀世之物。
这两个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器物坑，由于种种难解之谜，被考古专家们暂名为“祭祀坑”。面对那些大耳、突目、高鼻的巨大青铜和黄金人像，一系列的问题提了出来：谁创造了这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它是传说中失落的文明吗？
■□一股莽撞的潮流■□“鱼凫金杖” 年，一部名为《三星堆文化大猜想》的网络作品在中国文化领域引发一轮热潮。这个以“中华文明西来说”为核心的猜想，从三星堆文物“明显的西方特点”入手，将青铜面具的硕大眼睛和高挺鼻子，以及一根“西方王室常有”的金质“王杖”，统统视为“来自中东”的证据，进而大胆推论中华民族起源于犹太人。
在网络文化模糊商业与文化界限的当代，畅销书的思维尽管有益于文化学术的普及，但这个看似新奇的“面相溯源”，显然有悖于远古人类崇拜超自然能力的民俗学常识。
类似的莽撞还有医学专家的“跨学科”结论，他们将三星堆青铜人面的巨大突目看作碘缺乏病症的表征，其低估远古人类区别病态与强健的能力的立场，同样令我们无法接受。我们即将要走入的，是一程立足于实证而又不失趣味的发现之旅。 ※※秦岭的拷问※※
让我们从盆地北部那道屏障开始吧，它让我们想起盛唐诗人李白那首千古名篇《蜀道难》——“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由古地质运动造就的秦岭，对于远古的四川盆地意味着什么？这对于我们此次发现之旅的首程，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谁可以翻越秦岭■□
据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介绍，现有的研究初步认定，三星堆遗址大约是距今—年的古蜀国遗址。“其中距今—年间的三星堆文化繁荣期，是巴蜀文明正式形成的阶段。”
而对这个繁荣期的创造者，有很多推测。有人说它是来自岷江上游山区的氐羌族所创；不少专家推测它是夏商时代由黄河流域迁入成都平原的一个族群，将中原先进的青铜技术带到了古蜀地。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它是古蜀国鱼凫王朝（距今—年）鼎盛时期的杰作。
事实上，将三星堆文明视为黄河文明传播成果的观点，一直拥有相当一批支持者。这种观点确信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必定有一个成熟的来源，而这个来源在当时只能由黄河文明来承担。
但它忽略了一个特定的地理条件。
著名巴蜀文化学者管维良教授认为，四五千年以前，秦岭对四川盆地交通的阻隔是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三星堆文化南北交流的可能性，显然不会超过沿长江的东西向交流。就算有个别先民能穿越秦岭进入川西，也不足以形成一种在当地占主流地位的文化力量。因此，探索三星堆文明的来源，首先应该考虑东西方向的文化传播。而三星堆绝大多数青铜器造型明显独立于秦岭以北黄河流域。南北向传播的思路，不能解释三星堆文明的来源。
川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勋燎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川西平原以西，现有考古发掘并没有发现比三星堆更早的青铜文化遗存。即使在川西平原上，唯一时间比三星堆遗址更早的新津宝墩遗址，也仅有陶器、玉器和石器出土，不见青铜器的踪影。因此，他否定三星堆文化来自岷江上游的观点。
那么，唯一可能的来源就是东部的峡江流域。从三峡逆江而上直达川西平原的人类迁徙，即使在新石器时代也是十分容易的。
■□峡江，绕不开的一环■□
年，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在参加三星堆文化研讨会时说：“长江在南方一直是横贯东西的交通干线，其上游有滇文化、巴蜀文化，中游有荆楚文化，下游有越文化。在三星堆器物坑里，已经发现特点与湖南、湖北荆楚地区相似的青铜尊。巫山大宁河李家滩发现的大尊，是其间的中介……这一类现象表明，远古以来的巴蜀地区，除接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外，还与长江中下游的文化交流，而且后者也许关系更为密切。中原文化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长江中游，间接传入上游巴蜀地区的。”
李学勤的论述说明了什么呢？即使中原文化影响三星堆的推论可以成立，它也绕不开峡江巴文化圈这条必经之路！
※※鱼凫，解读三星堆的密码※※
如果三星堆是鱼凫王朝的杰作，那鱼凫又是谁？一些学者说：鱼凫是峡江地区远古巴人的一支！
■□被忽略的鱼纹■□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熊笃提醒我们，西汉杨雄的《蜀王本纪》里有关于古蜀史的重要一节：“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杜宇）、开明。”此外，再也找不到有关鱼凫（音复）的资料。
关于鱼凫，更多的线索在三峡考古中。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新近揭幕的三峡博物馆，这是个启发思维的地方。
二楼西侧的《远古巴渝》展厅，有一块“巴人图腾展示”，展板的右下方，贴着一张略微模糊的青铜器局部照片，那是两个类似鱼样的纹饰刻画。
“一般人只留意到虎纹，最多再看看蛇纹，绝少有人留意到鱼纹，”重庆市考古队工作人员方刚对我们说。“其实，在三峡考古发掘中出土有不少鱼纹器，它们没有虎纹出名，所以很少引人注意。它其实也是巴文化的象征符号。”
在巴人图语中，虎、蛇、鱼都是常见的图语。这些神秘的鱼纹，出土在巴人聚集的峡江，意味着什么？
“鱼纹图语的大量出现，说明巴人在峡江流域曾有这样一支部落，他们以渔猎为生，同时把鱼当作部族的图腾加以崇拜。”这是巴蜀史专家管维良的结论。
这个结论有足够的考古学支撑吗？
■□大溪文化的发现■□
年，美国自然博物馆主任纳尔逊率领一支探险队来到瞿塘峡东口（巫山县大溪）。他在这里一无所获，感到心灰意冷。一天，他让队员在江边一片台地上休息。突然，不远处传来女队员的尖叫，他赶过去，发现是一只捣乱的蜘蛛。就在他踩死蜘蛛准备转身离去的一瞬，他看见了脚边一块与众不同的长方形“石头”，一头厚，另一头略薄，边缘带有人工砍砸的痕迹！他意识到，机会来了。
果然，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多类似的石器。纳尔逊宣布安营扎寨。
但他没有料到，半夜过后，大部分队员开始腹泻、呕吐，身上出现不明红斑。有人怀疑是蜘蛛作祟，纳尔逊决定暂时撤离三峡。
这次发掘出土了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和陶器，他将这些器物与中原同期文化遗存对比，提出了“大溪文化”的概念。但纳尔逊不久就回国了，大溪再也无人问津，直到，迎来了新中国第一批考古工作者。
年到年的两次发掘中，一共出土了座有着奇特屈肢葬俗的新石器时代墓葬，“大溪文化”由此名扬世界。正是这个“大溪文化”，让我们窥视了“鱼凫”的秘密。
■□鱼人的秘密■□
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受重庆市文物局委托，抢在三峡水库二期水位到来前全面揭露巫山大溪遗址，惊人的发现浮出水面。
现任副队长的白九江曾参与这次发掘，他向我们讲述了更多细节。
大溪遗址所在的五千多平方米台地，东、北、南三面被长江和大溪河包围，西面屹立着海拔一千多米的乌云顶，位置异常偏僻。考古队员吃住在农家，时间一长，有的队员身上长出了红斑。后来将驻地搬到大溪河对面的乡场上，每天往返要步行山道两个多小时，吃尽了苦头。但辛苦终于有了最好的回报，他们不仅发现了重庆辖区最早，距今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而且还发现了罕见的、数量惊人的“鱼骨葬”。
“刚挖到鱼骨葬坑，大家并不太激动。但当那个深达一米多的葬坑暴露出来时，所有人都惊呆了。坑里的鱼鳃骨成堆放置，有鲟鱼、草鱼、鲤鱼、青鱼、鲢鱼、鲫鱼、团头鲂、铜鱼、鲍鱼、白暨豚、鳙鱼等，几乎涵盖了长江所有主要鱼种。我们突然意识到，这也许是大溪文化鲜为人知的一面。”
更令人惊喜的是，在这次发掘中，有17座墓是用鱼随葬的，其中一座墓葬的随葬整鱼多达4条。有些死者口咬两条大鱼尾，鱼身分两边放在身上。与这种奇特葬俗相应，还伴随有大量长锥形骨镞、石镞、牙制鱼钩和砾石网坠等渔猎工具出土。“这证明三峡先民在新石器时代的主要食物就是鱼。与先前的摘野生果实为生比，峡江人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得到拓展”，白九江说。
种种迹象表明，在远古峡江的大溪文化圈里，活跃着一支崇拜鱼的族群。但后来，这个族群竟神秘地消失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专家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峡江传说中的“鱼复”国。
■□三个密码的神秘转换■□
四川大学教授张勋燎注意到，上古典籍《逸周书》里曾谈到，周王朝“西边的鱼复献鼓钟、钟牛”，鼓钟应当是巴人的乐器錞于；唐代杜佑的《通典》也记载，春秋时的夔州（今奉节县）为鱼复国，后来被楚国吞并。这些都是峡江曾出现过一个名叫“鱼复”的国家或族群的线索。
据张的研究，距今~年之间，鱼人兴起于湖北随县，后来融入巴人，统称为鱼复人，巫山大溪人正是鱼复巴人。证据是，远古巴人源于壮侗语系的民族，如今壮侗语族中，鱼读音为ｂａ，远古巴人也极有可能使用同样的发音。说鱼复是鱼、巴两族结合的标志，理由有几点：一、“复”字在先秦时代读ｂａ，与巴人之“巴”是同一读音；二、在巴人的语言系统中，“鱼”也读ｂａ；三、复（ｂａ）在巴人语言中有图腾物、族称的意思。说鱼纹是巴人和鱼人的图腾都不矛盾。而古蜀国第三朝的凫”王朝，正是鱼复巴人牵入川西平原的一支。
而“鱼复”变为“鱼凫”，除了“复”与“凫”同音外，还有可能与峡江流域渔人钟爱的水鸟——“鱼老鸹”（鸬鹚，又称鱼鹰）有关。张认为，鱼复人崇拜鱼，连带崇拜捕鱼助手鸬鹚也是可能的。而鸬鹚与凫都是水鸟，在上古语言中区分并不严格。
很多线索也许被我们无意间忽略了。
已故四川民族学会顾问、川大教授任乃强也曾就读音考证过“鱼复”与“鱼凫”的嬗变关系。他说：“凫的先秦读音，无轻唇音，读ｂａ。而且蜀人的早期并未使用中原汉字，也许是后人规范汉字，把鱼复改作了鱼凫。”因此，“鱼凫”很可能就是“鱼巴”。
这就是鱼巴、鱼复、鱼凫三个文化密码转换的秘密。
考古学上的证据显示，在峡江地区，如白庙文化遗址出土有鸟首形的陶器，大昌坝出土有商代晚期的鸟首形青铜尊，鸟首形状酷似鱼鹰，也说明峡江流域很早就驯养鸬鹚。
杜甫赴川途经夔州（今奉节）时，曾写下两首解闷的诗，诗中说：“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乌鬼就是鱼鹰。即使到了唐代，三峡一带仍保持着养鱼鹰捕鱼的习俗。
我们的发现之旅在这里进入了一个充满悬念的路段。
■□鱼复巴人西迁猜想■□
成都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鹏章，把成都十二桥、三星堆出土的鸟首形器物，与宜昌白庙出土的鸟首器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宜昌白庙鸟首形器比成都十二桥晚。三星堆出土较为原始的是鸟头柄勺，但从鸟首与勺结合，偏向实用看，可能仍晚于白庙。结论是，三星堆文化晚于鱼复文化，但是同出一脉。”
张勋燎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峡江的鱼复巴人，因为不可知的原因，乘着独木舟，带着深入骨髓的鱼崇拜，一路高歌着逆江而上，寻找新的生存空间。途中，不断有人下船上岸，建立了一个个小小的居民点，直到最后到达了成都平原。在肥沃的平原上，他们不需再为无法采摘足够的野果而发愁，不必在风浪里为生计而拼尽最后的力气，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在这里定居。沿江的定居点，也成为鱼复巴人在成都平原和峡江老家之间的补给站，虽然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到峡江，但两地文明确实就此展开交融。鱼复巴人逐渐融入了川西平原的生活之中。”
然而，究竟是什么“不可知的原因”，导致了鱼复巴人的西迁呢？
位。鳖灵为报开明兽救命之恩，定国号为“开明”，登上末代蜀王的宝座。
巴文化惊世大猜想之四 谁留下了三星堆？（下）※※动机：盐的秘密※※
盐，这雪白的结晶体主宰了巴人的一生，写就了整部巴人的历史。因为盐，巴人成为峡江历史上一个强大的族群。一系列研究发现，正是因为盐，最终促成了巴人西进至川西平原。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吧。
■□鱼复巴人的扩张■□在距今年的新石器时代，鱼复巴人的行踪之广大，让今天的人瞠目结舌。从重庆巫山往东，直至湖北中堡岛，远及更下游的江西等地，都发现有鱼复巴人生活的痕迹。到处是鱼骨堆积如山的鱼葬坑，仅湖北中堡岛就发现上百个之多；而巫山以西直至古蜀国一路的沿江地带，也同样发现不少鱼崇拜的文化遗存。尤其重庆丰都玉溪坪、忠县中坝等新石器时代遗存中，时常发现鱼骨的存在。
在新石器时代，一个渔猎族群竟然有如此广大的活动范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鱼复巴人尽管掌握了捕鱼技术，但仅靠渔猎，是无法维持不断扩张的部族群体的”，张勋燎判断。
到底是什么因素在支撑鱼复巴人的大规模扩张？
盐，进入了专家们的视野。
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副队长孙智彬，参加了年到年对重庆忠县中坝遗址的六次考古发掘。在这里，再次获得了考古史上一个惊人发现——
在忠县县城正北6公里，总面积0平方米的台地上，出土了大量与三星堆文化同时期的尖角杯、圜底罐等巴人制盐器具，其数量之多，竟然以亿计！
“多得像不要钱一样”，孙智彬说，叹为奇观。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是一个庞大的盐业基地遗址。
不仅在忠县，巫山等地也发现了不少类似的盐业遗址，出土大量的制盐器具。
任乃强曾对鱼复巴人的盐业进行研究。他说：“巫溪河谷和大溪河谷之间，有一个方圆不过百里的小盆地，盛产泉盐。盐泉的发现聚集了人居，鱼复巴人也正是靠着盐业，摆脱了渔猎经济的束缚，成为新石器时代三峡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族群。”他认为，巴地巫盐早在五千年前就开始了，巴人是中国最早的盐业产销商，也是中国最早的商人，三峡考古也证实巴人是一支善于经商的族群。许多学者承认，一方面盐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另一方面盐矿资源又受地域限制。垄断极易利用且高附加值的泉盐资源，使巴人在早期商业中占据了主动，这正是一些古籍上描写巴人“不耕织却不愁衣食”的原因。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正是盐业的繁荣，促进了巴人人口的迅速繁衍，进而又造成盐业资源的紧缺，随之而来的，便是内部不同族系的争斗与迁徙。也许，沿长江东西向的盐业贸易，也直接促成了巴人的远距离迁徙。
而迁徙的证据又在哪里呢？
■□天府回音■□
年的一天中午，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接到市民的城西新一村十二桥旁边的建筑工地上，发现了一些形状奇怪的陶片和骨器。考古工作者赶到了现场。在这个面积近平方米的商代早期建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尖底器，这是古蜀早期的制盐工具。据成都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鹏章透露：“不仅在十二桥，还有方池街、岷山饭店、指挥街、十二桥、青羊宫、医学院等遗址上，都发现有这种尖底器”。他认为，这些尖底器与三峡地区如巫山、忠县等同期的尖底器有着极其类似的形制和式样，明显一脉相承。”
徐鹏章将两地的尖底器进行比较：“成都十二桥的尖底器都很成熟，很少有早期的作品。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巫山大溪及忠县等几个遗址内，都发现有更早期的作品，泥粗、胎厚、火候低。这说明，制盐技术是由峡江传入成都平原。”
川大教授张勋燎指出了这种先后顺序的意义：“这暗示着一条峡江通往天府之国的盐业通道。而这个通道，正是鱼复巴人沿江西进至川西平原的佐证。可以推测，峡江流域的部族争夺中，鱼复巴人选择了溯江西进。另一种可能性则是鱼复巴人利用自己的盐业优势，在前往川西平原的盐巴贩卖中逐步西迁。”
鱼复巴人利用手中的盐，敲开了川西平原的大门，也从此奏响了巴蜀命运交织的盛大乐章。
■□四千年前的政治角逐■□
鱼复巴人手握盐业命脉，从峡江流域西进至川西平原。他们的逐渐强大，几乎是一眼就能看穿的。而他们强大之后，又会如何呢？这个峡江文化与平原文化撞击的悬念，是否正是我们这次发现之旅的终点？
古蜀国一共5个朝代，分别为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氏，第三代为鱼凫王朝。古史记载古蜀国前四朝国君全部“成仙而去”，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妙？
管维良否定“成仙”之说：“禅让与成仙不过是实力不济者下台的遮羞布而已，阶级社会形成后，没有哪个统治者是愿意自动退位的。这里的成仙之说，应看成是古蜀第二代的柏灌王朝被鱼凫暴力夺权的隐晦表达。”
鱼凫，作为蜀地的外来族群，究竟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推翻柏灌氏？
虽然古史中描述蜀地“有碱石，煎以得盐”，意思是把咸石在水中熬煮后获得盐。但不少专家认为，这种办法获得的盐，远远无法满足古蜀先民的需求。在蜀地，没有峡江流域那样产盐量大而且加工方便的“泉盐”。因此，购买产于峡江的盐，是平原居民必须面对的现实。
管维良认为：“鱼凫从峡江往川西平原的贩盐迁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沿长江一路向西，能发现很多鱼复巴人西进时遗留的地名。唐代的符县（今合江）有巴符关，南方方言里“巴”就是鱼，巴符关也就是鱼符关；现在的奉节，汉代以前名鱼复；湖北沔阳县东十五里有鱼复古城，还有个巴复村，其实就是鱼复村。这些地名，不仅可以理解为鱼复巴人向东向西移动的痕迹，也可以看作鱼凫控制着峡江到川西平原的贩盐通道。这些地点附近，都曾出土过制盐器具或有盐井存在，鱼凫和盐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
管维良认为，鱼凫巴人的势力在积蓄了几百年后，终于用盐控制了川西平原。无法知道最终的暴力夺权景象，但我们仍可以想象，那必然是一场生死喋血的较量。 ※※解开王朝迷雾的钥匙※※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三星堆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青铜器上来。如果三星堆真是鱼凫王朝的杰作，而鱼凫正是峡江走出的鱼复巴人的话，那我们不禁要追问，在古蜀大地上，三星堆的建造者，鱼凫王朝是怎样创造出高度发达的青铜器文明的？
■□金杖的发现■□
被解读为“鱼凫王杖”的那根金杖，被视为三星堆之主的信物。它的出土，是年夏天一个凌晨时分的惊喜时刻，它出乎意料地引发了截然不同的猜想。
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陈德安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留守的副领队陈显丹和几个助手正在现场值班。凌晨2点30分的时候，我们挑出了一点发光的东西，有鱼纹。是黄金的，我以为就是一条金鱼。接着用竹签慢慢往下挑，越挑越长，最后竟然有一米多长，我们就不敢往下做了。民工在追问‘是不是金子’，陈显丹敷衍说，‘没什么，黄铜。’但它就是后来的‘鱼凫金杖’。”
这支内里的木棍早以炭化的金杖全长厘米，直径2.3厘米，黄金净重约0.5千克，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最长的金杖。金杖下端为两个人头像。上部刻有相同的四组纹样，上下左右对称排列。图案中的每一组纹样，都由鱼、鸟、箭组成。
■□那是谁的权杖■□
陈德安提到了“金杖代表王权”的说法。他说，这个说法如今已被考古界公认，但有关它以及上面的图案所代表的含义，仍有争论。
张勋燎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从金杖上有人头、鱼凫头、鱼纹样看，鱼凫头和鱼纹分别暗示着鱼复巴人崇拜的鱼凫和鱼，它们属于鱼凫氏的文化遗存。同时，在三星堆大量出土的鸟首柄勺，同样也是鱼凫崇拜的证明。”他强调，除了金杖上的鸟形（鱼凫头）刻画外，三星堆还出土了很多鸟型器物。二号坑出土的3.96米高的完整青铜神树上，立有九只鸟。鸟的形态基本相同，均为长嘴、勾喙。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中，还有十多件鸟头柄勺。这些勺柄塑造的鸟，下端一般呈下钩如鹰嘴形，造型与青铜神树枝上所站立之鸟极其相似。“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青铜器，或是陶器上的鸟类头部，与金杖上的鱼凫纹有着共同的特征，就是长嘴如钩，也是鱼鹰嘴部最明显的特征”。
针对少数学者“权杖习俗出自西方国家”的立论，另一些学者则提醒我们注意三星堆“鱼凫王仗”与峡江流域巴人巫师法器之间的相似性，认为这正是三星堆出于鱼凫巴人的又一佐证。
■□失落的一环■□
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是每个面对它的人都无法回避的悬案。鱼复巴人如果真是三星堆的主人，那么已知峡江巴人的青铜文化与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间的差距，又该如何解释？毕竟，在峡江流域的考古发掘中，并没有发现比三星堆更早的成熟的青铜文化遗存。
近来有一种占主流的观点，那就是在三星堆王国中，有一支来自中原的人群，他们是来自中原二里头王族中的东方氏族。证据是，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饰牌、斧形器和三足陶器，都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极其相似。
而在历史上，也似乎真的有与之匹配的记载。在夏商时代，有一支与夏国君王联姻的部族——“有缗氏”，大约活动在今天的山东省金乡县一带。这支族群不堪忍受夏桀的暴政，集体逃离，并神秘消失。
有学者提出过这样的猜想：有缗氏穿越了湖北江汉地区进入川西平原，成为三星堆王国的主人。
但另一些学者反驳，尽管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三足器——“盉”，但在峡江流域鄂西等地也曾大量出土这种三足器，仅年在重庆云阳大地坪遗址就发现了数十个陶盉，这说明中原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传播到了峡江。中原文化的一些因素，是完全可能通过峡江流域传入川西平原的。
管维良将这种猜想与三星堆巴人说融合：“在三峡发现盉，证明中原文化传播的路途曾经过峡江，因此在三星堆发现盉，不能说明中原人就是三星堆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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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融合的起点
三星堆文化的源流仍是一个等待解读的谜团，所有关于“巴文化”说的推论都还限于猜想的层面。但我们通过这样的发现之旅，也的确看见古蜀地域上巴蜀文化的对撞与融合。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古蜀王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开明氏立足川西的历史条件。早在开明氏之前两千多年，巴人沿峡江西进并与蜀文化融合的历史就已开始。“巴蜀一家”局面的形成，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
这是一段无法斩断的历史。张勋燎说：“三星堆是巴蜀文化融合的产物，它和所有光辉灿烂的文化遗迹一样，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巴蜀文化从来就没有分开过。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共创巴蜀新的未来，才是巴蜀文化的光明前景。
链接王朝覆灭之谜
在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中，考古学家嗅到了不平常的暴力气息。两个“祭祀坑”里的如此大量的精美器物，都被人为地损毁、焚烧，却又有序地放置后加以掩埋，这个奇怪的现象至今仍没有圆满的解释。当年，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呢？
陈德安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介绍了目前存在的几大猜想：“有人认为这是先民们的祭祀场所，所有的青铜器都是被破坏后献给神灵的祭品；还有人认为当时遇到大灾难，人们紧急逃亡，所以把三星堆掩埋了；还有人提出，这是古蜀先民要远征，怕神物遭战争破坏，所以统统埋在地下；或者，还有专家认为，这是前后朝代更替，后继者破坏了三星堆文明。”
“所有的猜测都有破绽，”陈德安指出：“祭祀是经常性行为，像三星堆这种大规模破坏，是当时社会无法承受的；说是紧急逃亡，也不需破坏所有的青铜器，而且看得出破坏是有步骤的进行的，紧急关头无法做得这么有条理；如果说是战争来临，或者遭遇紧急事件，那么把青铜器融化为兵器更合适，不至于全部毁坏后深埋；至于认为是后继者为消除前政权的宗教影响而做的破坏，则失败者不可能不把诸如金杖等极其贵重的王权象征都置之不理，这也不合逻辑。因此，所有的猜想都无法证实，历史仍隐藏在迷雾中。”
管维良说：“鱼凫王朝的统治者最后去了何方，是否重新回到了峡江，这一切也都是待解之谜，期待三星堆文明能有真正被破译的一天。”
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说：“三星堆是古蜀光辉灿烂文明的桂冠，如果真的有一天能破解它的覆灭之谜，古蜀文明则有了真正清晰的历史，中国史也定当改写。”
巴文化惊世大猜想之六：致命财富导致巴人“好战”？巴文化惊世大猜想之六：致命财富导致巴人“好战”？
历代史家都说：三峡是一部无字的兵书。的确，无论从古代典籍的零星记载，还是当代考古学的发现来看，峡江流域都被证明是一个充满血腥气的地方。
巴人，为什么竟是一个以善于征战而著称的群体？巴人真的是“好战”吗？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个族群与战争纠缠不断？
※※三个有趣的谜团※※
■□传说中的峡江伊甸园■□
巴文化研究已经确信，巴人在廪君建国之前，有确切汉字记载的可查历史可上溯至夏商时代，而关于巴人乐土的传说，却可以推及更早的三皇五帝时代。传说之离奇，不亚于《圣经》里描述的“伊甸园”。这个传说见于上古典籍《山海经》——
三峡博物馆“远古巴渝”展厅“有一个巫臷（音至）国，这里的人不纺织，却有衣服穿；不种庄稼，却有五谷供给。百鸟在这里歌唱，百兽在这里群居，百谷在这里生长。”
巫臷国在《山海经》里也叫巫咸国，它就是“灵山十巫”中的巫咸。学术界一般认为，巫咸是早期巴人中最早兴盛起来的一个部落。它占据的地盘，据已故川大教授任乃强考证，就是今天巫山县和巫溪县的全部地域。
这个巫咸国“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传说，在中国古代典籍里不止一处提到。很久以来，人们都将它作为一个美丽而荒诞的传说看待。但近年来专家们却发现，这个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在犯过太多低估先民智商的错误之后，我们学会了一个道理——真实往往隐藏于荒诞之中。
■□战争写成的桃源史■□
如果上古巴人果真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伊甸园里，过着“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生活，就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历代史家都说：三峡是一部无字的兵书。的确，无论从古代典籍的零星记载，还是当代考古学的发现来看，峡江流域都被证明是一个充满血腥气的地方。
考古学证实，夏商以前的远古时代，峡江流域就曾发生过无数次惨烈的战争。夏商以后，战争更是连年不断。最早的汉字档案甲骨文就反映了商朝与“巴方”的一场大战，商王武丁甚至派出王后“妇好”亲领大军征讨“巴方”。
战国中期，巴、蜀、秦、楚之间，展开了一场长达三百多年的合纵连横，彼此结盟、背弃、征战的历史。许多专家深入研究后发现，在这三百多年里，巴国经历了数千次战争。一部巴人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以至于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巴人“善战”甚至“好战”的说法。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生活在“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乐土上的巴人，为什么竟是一个以善于征战而著称的群体？巴人真的是“好战”吗？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个族群与战争纠缠不断？
■□不可理喻的廪君■□
如果巴人“好战”是真的，似乎有一个传说可以作为佐证，那就是“廪君”与“盐水神女”的传说，它被一些学者看成后来“巫山神女”传说的起源。这个传说讲述了建立巴人第一个政权的“廪君”与一位神女之间的离奇故事，充满了不可理喻的血腥。
最详细的故事版本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书中讲道：廪君乘坐土船，从夷水行至盐水（今湖北清江）北岸的盐阳，遇见了盐水神女。盐水神女向廪君示爱，遭到廪君断然拒绝。神女便在夜幕降临后悄然而来，与廪君同居，天亮即化为昆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经过了十多个这样的日子，廪君找准一个机会，将神女射杀，从此云开日出。廪君于是称王于夷城，巴人各部落皆向他称臣。
单就一个神话来看，这个传说是非常奇怪的。他为什么要杀害一位与他同居了“十余日”的温柔女性呢？这个传说将巴人描写成一个“嗜杀”者，其行为竟乖张到违背生活起码的逻辑。
这种不可理喻的现象，也许早就被人注意到了。作为这个传说的“修订”版，“巫山神女”的传说就把楚襄王和巫山神女间的云雨故事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很可能，后来的楚人也不能理解廪君的乖张。
现在我们来追问：这个传说是真？是假？※※揭开乐土的真相※※
■□第三种生存■□
巴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是真的吗？
巴人制盐工具圜底罐（三峡博物馆）上古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方式，一是由采集发展而来的农耕，二是从人类诞生起就保持下来的渔猎。峡江流域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决定了这是一片不适宜农耕的地域。按照中国历史地理学会理事蓝勇的研究，峡江腹地的大规模毁林开垦更在清代以后。那么，上古巴人怎么做到“有吃有穿”呢？
重庆师大教授鲜于煌认为，那时的巴人可以捕鱼为食，狩猎制衣，所以能做到“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但他同时也承认这不能完全解释，因为人体还需要丰富植物蛋白与碳水化合物，原始的采集显然无法满足。
专家们注意到，欧洲的腓尼基人、凯尔特人、古希腊人，中亚的粟特人，都是以商业贸易立国的民族。巴人是不是这样一个民族呢？
来自专家的答案是肯定的，巴人正是一个以贸易为生存之本的民族。这有大量考古学的成果为证。鲜于煌教授说，湖北杨家湾出土的大约六千年前的陶刻符号，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象形文字。巴人创造文字的实践，一方面证明峡江巴人肯定有着强大的经济支撑，另一方面也暗示他们与商业贸易的关系。一些专家认为，人类文字的起源，主要就是由善于商业贸易的民族推动的。
任乃强教授是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之一。他说：从事贸易的民族，为了计量、记账，特别有创造文字符号的需要。他认为，巴人创造文字的历史，与地中海商业民族腓尼基人开创欧洲文字的先河出如一辙。
据任乃强的研究，多山少地的峡江人，必须借用上天所赐的黄金水道——长江进行贸易，换取吃穿必须的物品。那时的巴人，凭借舟楫之利，逆水可溯古蜀，顺水可达荆楚。凭借支流河道，南北纵深均可扩展。考古发现也证明，巴人的足迹早在西周以前就遍布中国的东南西北。
■□藏在陶罐里的秘密■□
那么巴人用什么对外展开贸易呢？鱼并非生活的必须品，在远古时代够不上一种支柱性的商业载体。巴人的商业砝码究竟是什么呢？
在三峡博物馆的“远古巴渝”展厅，我们注意到二楼那个由数百个一模一样的花边口陶罐组成的奇怪展位，这些被称为“圜底罐”的陶器层层叠叠排列出一个庞大的阵容。为什么要把这么多同样的器物像糖葫芦一样串在一起列队展出呢？这正是解读巴人这个商业民族的关键。
这些圜底罐来自一个叫“中坝”的地方。
从年至今，考古学家在这个位于重庆忠县的“中坝遗址”上先后发现了上亿个这样的“圜底罐”，最早的年代可追溯至商代，距今三千五百多年。更惊人的是，在中坝遗址所属的整个干井沟遗址群里，这样的陶罐及残片（完整陶器亦不少）比比皆是。这些圜底罐无一例外地制作粗糙，而且它们往往占同一遗址或同一地层出土器物数量的90%。专家们推断，如此多的单一种类器物堆积，证明它们显然不是生活用具，而应当是用于某种生产活动的器物。是什么生产活动需要这么多的陶罐呢？
巴文化学者刘卫国和曾先龙在研究了忠县的上古历史后发现，忠县中坝遗址所属的干井沟遗址群，大多依靠着流经忠县的两条水道——干井河、涂井河，正是自古以来天然盐泉汇集之地。由此，专家们发现，这些圜底罐原来正是巴人熬盐的工具。
■□天赐宝藏■□
盐，一种今天看来非常普通的白色结晶物质，对当时的巴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今天的人很难体会没有盐的痛苦。还原远古时代的生活环境，我们才能理解盐对远古巴人意味着什么。一个人可以一生不吃鱼，却不可一日无盐；有水之地必有鱼，但并非有水之地必有盐。盐就是这样一种物质，它对于古代的人类，正如石油对于今天的世界。谁掌握了盐，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巴人是否掌握了这个主动呢？
古地质学的研究表明：三峡流域曾经是一片海洋，直到中生代三叠纪后期，随着大巴山脉逐渐隆起，海水开始退却。大量的盐在这个地质变迁过程中积累下来，深埋于地壳之下，形成三峡流域含盐丰富的盐岩，进而在水蚀和地压作用下形成流出岩石裂隙的天然盐泉。这样的盐泉，只需将接获的盐水熬煮蒸发，就可以得到盐。
据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管维良研究，远古时代渝东、鄂西一带的天然盐泉有三处——巫溪宝源山盐泉、彭水郁山镇伏牛山盐泉、湖北长阳县清江盐泉。而宝源山则是已知中国最早的盐泉，距今已有年历史。至今流淌不息。
盐业史专家郭正忠认为，上古时代中国主要的盐矿分布，北方为山西解池，东部为海盐，南方为自贡井盐和三峡盐泉。在深井采卤技术发明以前，三峡天然盐泉是内陆地区最早的食盐供给源。而巴人，正控制着这个宝贵的资源。
■□巫咸国传说解读■□
现在回头看巫咸国乐土传说，一切都变得清晰起来。
《山海经》记载：巫咸国位于登葆山，是群巫出入的地方。重庆市考古队副队长林必忠告诉我们：目前学术界已基本确定，“登葆山”就是位于现在巫溪县宁厂镇的宝源山。显然，这个巴人最早兴起的部落，控制了峡江三大盐泉之一的巫溪宝源山盐泉。这也应该是巫咸国得名的由来。
一直以来被视为荒诞神化的巴人起源的传说，也随之有了合理的解读。
《山海经》的一段记载据说是关于巴人起源的最早记录：“西南有巴国，太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现在，专家们对这个令人费解的记载有了新的认识。“咸鸟”二字，据任乃强教授的研究，就是盐鸟，即运盐之鸟，巴人装载着巫盐的“轻舟”在大江上像鸟一样快速行进，因而被为咸鸟。
管维良教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读，“乘釐”的乘就是乘载的乘，釐（音离）是治理的意思，“乘釐”可以解释为治理乘载之事，即管理运盐之事的首领。“后照”的“后”是首领之意，如后羿、夏后启等。“照”应是灶的错别字。后灶，就是管理煮盐的头领。这表明，巴人不仅运盐，也开灶煮盐。
于是我们发现，咸鸟、乘釐、后灶3个名称，均表明巴人与巫盐的直接联系。而巫咸作为峡江流域巴人中最早兴起的族群，显然正是由于占据巫溪宝源山盐泉之利。
垄断了人类必须品食盐的巴人，正是用盐与周边民族展开贸易，建立了一个农业资源贫瘠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东方“伊甸园”。
然而，盐是峡江人类的天赐宝藏，却同时成为了撒旦的遗物。※※风流与血腥※※
■□白虎巴人的兴起■□
在商代，殷墟甲骨文里称巴人为“巴方”。许多专家认为，在距今—3年前，峡江流域即形成了由多个部落组成的巴人联盟，并逐渐形成了巴蛇、鱼凫、弓鱼、白虎四支力量，各部落逐渐向峡江外迁徙。
白虎巴人最早的记载见于《世本》——“武落
巫溪宝源山盐泉钟离山有赤、黑二洞（今湖北长阳县），廪君就出生在这里。当年，廪君凭着激流划船和投掷飞剑的出众本领，成为钟离山上五姓部落的首领。在一次划船飞剑的比赛中，他在清江北岸的盐阳遇见了盐水神女……”以下就是他杀死主动示爱的盐水神女，并因此成为五姓部落共同首领的故事。
管维良教授认为，廪君就是灵君，神巫兼首领。最初，白虎部栖息在湖北长阳县境内的清江流域，传统的渔业仍是当地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五姓氏族结合后，以廪君为首的巴部落开始对外扩张。清江流域的渔业资源已不能满足白虎巴部落发展的需要。于是，同在清江流域的盐阳，因为拥有峡江三大盐业资源之一的长阳清江盐泉，成为了廪君部落觊觎的首要目标。廪君与盐水神女怪异传说的真相，由此暴露出来。
■□暴力真相■□
廪君终于向“盐水女神”部落开战了。他率军开到盐阳，“盐水神女”似乎还是一个女性主事的母系部落，盐泉使她们的生活富足而浪漫。这看起来还是一个崇拜昆虫的部落，她们的图腾美丽而毫无杀气。
廪君部落轻易就打败了生活在安逸之中的盐水部落，不仅如愿以偿夺取了盐泉，并霸占了这个部落的女性。但他们遭遇了反抗，廪君给了反抗者最严厉的惩处。而身为巫师的廪君，一定将这次掠夺战争编成了一个大义凛然的神话，作为白虎巴人的史诗予以流传。
廪君占领盐水后，率领部落继续沿清江（夷水）西上，很快到达了今天湖北恩施一带。这个进程，披露于《水经注》关于夷水的记载里：“当地水曲山险，易守难攻，廪君在此筑土城，因夷水而名夷城。”
廪君死后，白虎巴人不断向西扩张，踏进了郁江上游，并顺水而下到达伏牛山，从巫咸部落手中夺取了峡江流域第二个主要盐泉——伏牛山盐泉，同时还占领了黔中之地，顺乌江到达今天的涪陵，即当时的“枳邑”。
三大盐泉占有其二的白虎巴，所向无敌。他们以现在的涪陵为中心，向东攻占平都（今丰都），吞并了鬼方蛮建立的鬼国，直达今忠县、万州，向西占领江州（今重庆市主城区）及渝西地域，并将兼具水陆交通之便的江州作为统治中心，所以我们从《左传》里看到了这样的记载：“巴国，在巴郡江州县。”在这个扩张过程中，白虎巴又消灭了占据巫山、巫溪的巫咸部落，夺取了峡江第三个主要盐泉——巫溪宝源山盐泉。最后，白虎巴在参加了周武王伐商的战役后，建立起西周王朝在南方的一个诸侯王国——巴子国。※※巴楚战争与三大盐泉※※
■□铁血巴王剑■□
因为有盐，巴人创造了一个东方伊甸园的神话，但他们也因此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和平。生活的真相，映照在柳叶青铜剑的寒光之中。
震惊世界的巴王剑
在三峡博物馆“远古巴渝”展厅，陈列着一柄令全球专家 鲜于煌认为，三峡地区发现的战国楚墓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们多数是楚国军官之墓。已故原国务院三峡考古专家组组长、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教授说，“巴人也许是世界上惟一用战争书写整个历史的民族。从几十年来对巴人遗址的屡次发掘看，大量青铜兵器和其他的青铜器物似乎都与战争有关”，证明文献上记载的‘僖公二十六年楚人灭夔’的记载是可信的”。
从年开始，北京大学和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了对忠县干井沟的瓦渣地、哨棚嘴、崖脚遗址和中坝遗址的发掘。证明“崖脚遗址是峡江地区最西端的楚人墓地”。
这些研究成果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否可以猜测，所谓巴人的“好战”，其实正是争夺与保卫盐泉的结果。战国时代，楚国与巴国的战争，从考古发现中显示了楚人的压倒性“进攻”优势。由东向西逐渐深入峡江腹地的巴楚血战证明，巴人不仅经历了内部为争夺盐泉而发生的连年战争，更在建国以后被迫应对楚国对盐泉的觊觎。
■□致命财富■□
春秋战国时代，巴国与周边邻国累世征战，特别是与楚国的战争，几乎持续了千年。
管维良认为，楚国从公元前四世纪起，由于任用吴起变法，国力逐渐强盛到足以抗衡中原诸侯，实力已远远超过了巴国。从巴蔓子在守信与守土两难之间勇于牺牲的表象之下，可以看出巴国无力自平内乱而请求外援，在楚王索城时无力抵御的无奈。
公元前年，楚国出兵攻巴，首先攻占的就是清江流域的夷水——巴国东部的第一道盐泉所在地。巴国联络蜀国反击，企图夺回盐水的控制权，却以失败告终。公元前年，楚师又大举西进，直指黔中，夺取了巴国第二道盐泉——伏牛山盐泉。公元前-年，楚威王兵锋直指巴国最后一道盐泉——巫溪宝源山盐泉，占领了今巫溪、巫山一带，将其置为巫郡。
至此，巴国的主要盐泉丧失殆尽，失去经济支柱的巴国奄奄一息。随后，楚威王乘机攻陷江州（今重庆主城区）和北面的垫江（今合川）。巴国君臣仓惶北窜阆中。
而此时，已基本控制了西边蜀国的秦国，将兵锋指向积弱不振的巴国。公元前年，秦灭蜀后，“贪巴苴之富”的秦相张仪转兵向东，顺手给了巴国最后一击，“执巴王以归”，进而与楚国展开了盐泉争夺。公元前年和公元前年，秦两次攻黔中，苦战三十余年。公元前年，秦昭王命司马错取道巫郡伐楚，终于夺得巫溪宝源山盐泉，完成对整个黔中地区的最后占领。
后记
巴人从建国到亡国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一个依赖一种贵重资源生存的文化，在制度性优势的强大压力下的脆弱。天然资源的有限性、迅捷性，决定了它对一种文明的支撑的短时性和松散性。巴人内部为争夺资源的战争，自始至终就没有停止过。巴人“好斗”并非立足于历史真相的客观判断。历史的悲剧所告诉我们的，是隐藏在自然馈赠背后的危机。而这，对现实生活是富有启发的。秦国也好，楚国也好，无疑都在坚实的制度文明基础上生成其强大的文化张力。也许，这正是我们这次发现之旅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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