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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内容为腾讯独家合作内容，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新冠肺炎还在猖獗，虽然看上去不少地方都像是拐点已经出现，疫情的巅峰时期已过，似乎在走向结束，但就整体说来还在流行还没有结束。而且也没有人知道疫情还会出现什么变化，还会不会有下一波疫情出现。人类比较好奇“以后会怎样？”这类问题。现在对于疫情之后的世界会怎样变化的预测五花八门。实际上没有人能预测未来，也没有人曾经测准过，所谓的预测基本上都是基于自己的好恶在表达自己的一种希望。但可以肯定，疫情之后的世界会不一样。每次疫病流行之后都会留下痕迹，大疫病的流行甚至会改变历史。伴随着大量死亡的疫病大流行是十分可怕的。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例子大概是14世纪中叶流行的那次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一般都认为流行性疫病的发生是因为人际交流的增加，而大疫病的流行则是受到了某种全球化进程的影响。13世纪的蒙古帝国把原来中原的驿站系统扩展到了能够在欧亚大陆范围内更广泛地进行贸易和旅行的“站赤”交通系统，马可波罗利用这个系统从威尼斯来到了中国。不少人认为是这个“站赤”系统为鼠疫的流行提供了通道。成吉思汗的西征其实也是一次全球化的进程黑死病是历史上最大的疫病，留下的刻痕也最深。从某种程度来说，如果没有14世纪袭击欧洲的那次黑死病，世界很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可能不会有后来的文艺复兴，甚至可能都不会有后来的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14世纪的黑死病在全世界夺去了大约万人的生命，光欧洲就死了2千万到3千万人，占到当时人口总数的1/3到2/3。一部分英格兰和意大利的城市乡村在年到这段时间内，人口消失了70%到80%。开罗的人口到18世纪也就只有年的一半，佛罗伦萨一直到19世纪才恢复14世纪初的人口水平。以黑死病为灵感的骷髅之舞是中世纪的绘画主题只有东欧，因为地广人稀和发展落后而形成了天然隔离使得黑死病没有像中欧和西欧那么大流行。人口的变化使得劳动力的供需关系发生了变化，而这种供需关系的变化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化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人口的减少造成了市场的萎缩，欧洲的食物价格和土地价格在黑死病后的14世纪后半叶下降了30-40%，这对大地主说来是难以忍受的损失，但对于幸存下来的普通人却是意外的收获。不但食品变得更便宜了，而且土地资源也更加充足，因为土地的拥有者死了。因为亲属的死亡而产生的大量继承甚至都使得法律改变了有关继承权的部分。欧洲在黑死病流行之前只有儿子，尤其是长子才有继承权，而在黑死病之后所有的儿子，甚至女儿都有了继承权。因为继承死去亲族遗留下来的财产而增加了更多人的经济独立性，这就削弱了封建领主的地位，加速了封建制度的消亡。疫病使得人口普遍地减少，乡村的幸存者又迁往城市，这就使得许多村庄荒芜。统计数字表明英格兰在年-年间荒芜了个村庄。本来在黑死病之前，庄园制在中欧和西欧就有点风雨飘摇了，这下黑死病就把它彻底逐出了历史舞台。农奴制在西欧的终结应该归功于黑死病。而在黑死病不那么猖獗的东欧，农奴制反而因为黑死病而变得更加稳固，政府颁布了各种更严格的法令，并且更严格地执行，来把农奴捆绑在土地上。但在中欧和西欧不是这样。人口的急剧减少而使得工资高腾，有些地主甚至把地租从金钱改成了劳役。在英格兰，地主们不得不接受对租户更有利的合同，因为再少的地租收入也比让土地荒芜要好。各种劳动职位的增多使得更多的人能够流动起来去寻找性价比更高的工作，劳动阶层的价值开始上升，普通人能够享受到更多的自由。欧洲的大部分地方，人口恢复到疫情之前花费了80年，有些地方甚至年以上。15世纪是欧洲农民的黄金时代。一直过了一个世纪，到人口恢复之后，农民才再次面临剥削和饥馑。黑死病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使得节约劳力的发明得到鼓励，这样就导致了生产力的提高。农业的谷物种植很大一部分被畜牧业代替了。种植谷物需要大量的劳力，而畜牧业只需要几个放牧人和几条狗就行了，再加上大量人口的死亡使得土地供应增加，牧场的建设更加容易。有了发达的畜牧业之后，人们能消费的肉食和奶类也就更多了，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但这是上流阶级所不喜欢看到的，诗人乔叟曾经收到过朋友约翰·高尔的来信，高尔在信中回忆疫情之前的好日子，“那时的工人们只吃小麦面包，喝的是水，穿着灰布衣服，而且温顺”，可想而知疫情之后工人们的生活待遇了。于是从西欧开始，各国开始制定“反奢侈法”，到后来连劳动阶级的待遇本来就没有什么改善的东欧也开始反奢侈，而且比西欧更卖力。英格兰制定过好几次法律，试图把工人和农民的工资冻结在年黑死病疫情之前的水平，如果有人试图离开他的职位，雇主有权监禁他。后果是激起了年的农民起义。这些法律没什么很大的用处。英国农民的工资在年到年间还是翻了一倍。当然随着人口回复到了黑死病之前的水准之后，一直到19世纪末也没有变化。而且因为黑死病造成的大量死亡的影响远不止于工资。大量亲人朋友的死亡使得人们更关心现实世界的而不是那些虚无缥缈的精神世界以及来生，人本主义随之兴起，《十日谈》就是例证，旧时代的“政治正确”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现实的认识。《十日谈》的插图比黑死病之前更人性化大量的死亡使得教徒们自然地开始检讨自己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过失而导致了上帝的惩罚，这种心理使得富人们更愿意资助宗教性艺术，有人认为这就是文艺复兴的起因之一，当然只能说是之一。应该说文艺复兴是在诸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比如说拜占庭帝国的崩溃使得希腊学者的流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如果没有黑死病，艺术就不会得到那么多资助。黑死病对宗教的影响也不在少数。其实犹太人被迫害的来由还是因为黑死病，因为犹太人比其他的欧洲人更注意个人卫生，当时的犹太人社区比其他社区的死亡率更低，这就引起了其他人的猜忌，“黑死病是因为犹太人在井水里下了毒”谣言也就不胫而走。穆斯林人们也是这样，他们相信是人们性生活的紊乱，社会上充满了通奸引发了安拉的愤怒而使得黑死病流行，于是开罗的苏丹颁发了穆斯林女人不能在公共场合下露面的命令，但是富人们提出了抱怨，说他们的女仆因为这道命令而不能去市场采购了，于是才有了女人出门要戴上面罩以免去引诱男人的规定。如果没有黑死病，甚至都不会有什么英语。当时总共只有万人口的英格兰死亡人口达到了几乎1/3，大量会法语和拉丁语的属于精英阶层的神职人员都死了，于是剩下来的土著们就把连“格”和“性”的属性概念都没有的原属土鳖们才用的英语作为了正式语言。黑死病之前的欧洲人其实很害怕长途海上旅行，因为太危险。但在黑死病之后，人们习惯了死亡，长途海上旅行似乎也不比呆在家里更可怕，有了这种破罐子破摔的精神才有了15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才开始了殖民主义的时代。除了农业之外，各行各业都开始了引进节省劳动力的新技术。在中世纪的欧洲，无论是教会还是各级政府衙门，能抄写文书的人都是珍稀资源，更不要说黑死病之后了。为了解决黑死病之后的这种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文书抄写问题就促进了约翰内斯·谷登堡的活字印刷术的普及。而活字印刷的普及又使得了后来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可能进行。历史就是这样，在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会打开一扇窗。这次的新冠肺炎规模已经超出了这些年流行过的SARS和MERS，估计到最后终结时的数字都有可能会赶上年的亚洲流感。实际上英国的死亡病例就已经是亚洲流感的两倍了，美国也快到达70%的水平了。当然估计这次新冠肺炎的规模还不会像一战后期的西班牙流感那样大，但亚洲流感也好西班牙流感也好都没有很大地影响人们的自信心，这次的新冠肺炎对人们影响最大的地方其实是在自信心上，就这一点来说，这次的新冠肺炎能够和14世纪的黑死病相比。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地区都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中得到了更大的自信，而其他的欧美地区则出现了许多几乎是无法直面的问题。疫情之后各处因对各种疑问的各种答案应该会产生更多的“活久见”。俞天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