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之间，
相互磨砺了一辈子，
终于在时光面前柔软了。
文
张员外
主播
橙子老师
刚读完冯峰的散文集《残楼海棠和老王》，心里宁静得如同沉沉的夜里，鹅毛般大雪轻轻覆盖沉默的大地。
关上灯。指尖还在燃烧的烟草，忽明忽暗。
遥远的地方，不时还会若有若无的传来一两声爆竹声。
每逢过节，我总会盘算着要见几个人做几件事，而事实上我常常熬夜上网看书看电影，然后昏睡百年，颓废得如同一个不理朝政的昏君。除了虚长的年岁，甚至连身上的肉都没有见长一分。
跟往年不同，今年春节我得腾出时间整理新书。应该说书稿准备得差不多了，但是总有一种不甚圆满的感觉萦绕心头。
大年初三，陪着父亲吃了一顿晚饭。父亲拿出了我送他的陈年花雕，然后叮嘱我无论如何也要喝上一杯。
母亲在旁边嗔怒着说：“你自己馋酒，让儿子喝什么啊，人家还要开车呢！”
父亲没说话，不过我看出他有点扫兴的表情。
我对母亲说：“我少喝点，陪老爹就喝一杯，待会我再多喝喝茶，晚点走就是了”。
父亲听着很开心，忙不迭的打开木塞，给我倒了一碗琥珀色泽的陈年老酒。
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喜怒哀乐又会毫不隐瞒的写在脸上。
父亲很老了，我们之间相差四十多岁。在一起，如果不喝酒的话，几乎没有更多的话语了。
也许是年龄，也许是其他，总觉得我们父子之间隔得很远。如果只是几道山的话，不至于我四十多岁了，还未曾跨越过。
陈年的酒精在体内慢慢蒸腾发酵，脸颊在寒冬的室内渐渐绯红，如同父亲的兴奋劲头，不可遏制的由内而外。前来串门的外甥和姐夫，尽管已经吃过晚饭了，但仍被父亲喊住坐下来喝一杯。由于身体的原因，父亲的酒量已大减，每天只是浅酌一点。尽管医生建议不要喝了，但是他这个习惯还是顽固的保留了下来。对他而言，人世的快乐本就不会太多。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一杯小酒，特别是冬夜，这是他想要的画面。
我是一个孝子，又是一个不肖子。在过往的二十年里，我常常忘了回家。
父亲年轻时是一个理发师，家乡话里就是一个专门剃头的。他出生的年代正是抗日战争的起始之年，可以说生于乱世，长于乱世。他一辈子有过很多的梦想。我只是如一个旁观者般听说过一些，就如旧时戏院里卖香烟瓜子的小贩，小曲也能哼上几句，只是从来唱不全。
我有四个姐姐，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也是最小的孩子。
父亲的要强是村里出了名的。
关于我自己的身世，懂事的时候，邻居就告诉我了。我是这个家庭的闯入者。连生了四个女儿之后，是他坚决要领养我的。
计划经济的年代，生产队里实行工分制。妇女和男人干同样的活，但是工分却是要打折的，而那时大姐身体不好，三姐、小姐姐都在读书，我尚幼小，一年到头还倒欠生产队里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父亲仗着剃头手艺，走村串户，勉强支撑全家的生计。有时生意好的时候，还会带回一点荤腥，所以在父亲出去剃头的日子里，我们总是盼望着他的回来。
和所有人一样，他有过发财梦。
那时的剃头显然只能糊口。80年代初，新兴的理发店开始出现。他的生意日渐式微，到最后他的理发工具都成了我幼时的玩具。
他是我们生产队里最早的养殖专业户。他上过高小，识得几个字，做过生产队的会计。他开始自学养鸡技术，大冬天的夜里还在鸡舍里看养殖的专业书。鸡舍里用煤球炉子取暖，慢慢弥散的瓦斯，让他在毫无知觉中，一头栽倒在鸡舍里。要不是上夜班回来的三姐发现，硬是把他拖出室外，估计一场悲剧难免要上演。养鸡最怕的是鸡瘟。鸡死的时候，不是一只一只，而是一批一批，这也是全家最难过的时刻。我见过父亲的束手无策，最终对于鸡瘟的恐惧和无助，让父亲放弃了养鸡行当。
他养过蝎子，据说这是名贵的中药引子。那时蝎子的食物是马鳖，于是我们就在家家户户土灶的草木灰里疯狂的寻找土鳖。而到头来，发现这只是一个骗局。
再后来，家里开始养蚕。有一年桑叶不够吃，我和姐姐到处去采摘野桑叶。由于桑叶的液汁过敏，全身发痒。
到最后所有的副业都消停了，只剩下最传统也是最保险的养猪业了。光靠粮食，养猪铁定要亏本。我得去附近邮电学校收集学员们倒下的泔水。那时需要泔水的不只是我一个，于是我帮着食堂的后勤人员扫地擦桌子，对着每一个倒给我泔水的学员陪尽笑脸。后来，村里建起了一个果品批发市场，每天都有大量的烂掉的桔子苹果，而我也上中学没时间弄泔水了，只剩下老父亲每天在院子里整理那些堆得如同小山的烂桔子烂苹果。
整个小学六年，父亲从没有过问过我的学习。要上初中那年，父亲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竟然要自费让我上城里的学校。他倚仗的关系就是在镇上做教育辅导员的大伯。那时的借读费要六百元，相当于一个教师大半年的工资。对于种几亩地养几头猪的家里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仗着熟人，所以一直拖欠着，而老师又不时催着要交。由于小时家里贫穷，我在和城里同学相处的时候，不免有着很多的自卑，于是和父亲的第一次冲突就此而来。我想回乡里的农中，尽管师资不好，但至少还有着我那些曾经六年的小学同窗。
某日清晨，我磨蹭着不去上学。我对父亲说：“我不想再去那个学校了，再说我们也出不起借读费”。
父亲勃然大怒，骂我忘恩负义。那时，我其实只是一个小孩，我不知道什么是忘恩负义。
我没有也不敢再坚持自己的想法。
初二那年，班上有几个同学报名参加了美术培训班。那时我对数学极不感兴趣，而考美术专业学校不需要考数学，同时我又喜欢画画，于是回去和父亲商量。商谈内容的关键就是钱。父亲只冷冷的回我一句，没钱。
我没有再说一句话。
年是一个相当混乱的年代。那年夏天发生了很多事，我家也发生了一桩影响我们父子感情几十年的大事。
村里很多人家开始建楼房。父亲开始筹划盖楼。可我觉得盖楼与否，关乎他的面子，和我无关。
旧房子一拆，家里所有的东西乱成一团。上海的姑妈送我一块上海牌手表不见了踪影。手表在那个年代是奢侈品。姑妈从小就疼爱我，这是我最珍贵的礼物，也几乎就是我所有的财富。手表不见了，我的难过已经难以言表，以致于梦里常会梦到手表在家里某处突然冒出。
得知我的手表不见了，父亲开始不停的责问我。整个夏天，一到吃饭时间，父亲准会追问我手表的下落。当我无言以对的时候，他就会毫不留情的数落我，是不是放早餐店里换包子吃了，怪不得经常上学不吃早饭啊。
每逢这个时候，我都会噙着眼泪，放下筷子，尽管还有一半的饭菜还在碗里。
那时我已开始读席慕蓉的诗歌了，已经会背诵类似“我是戏子，在别人的故事流着自己的眼泪”这样的文字。于是在课间，在独处的时候，我常常暗自神伤，而所有的一切，我都归结为我是领养的原因。
考取高中的前夜，父亲破天荒的和我谈未来三年要怎样过。可这是一个略带叛逆的年岁。因为是寄宿的，马上可以逃离这一个家，这是我最大的快乐。我只想着离开。
寄宿生活是异常艰辛的。大冬天里，我的被子总是睡不暖。我带的是家里的老被子，是母亲结婚时的陪嫁品。算算都有着三十几年的历史了，加上从前家里的房子破旧，长年风侵水蚀，这棉絮都已是不再发酵的面团，冰冷僵硬。家里刚盖好房子，全是债，我也不好意思开口要冬衣，于是整个冬天都是在一种冰冷状态中度过。满手的冻疮，写字的时候忽然创口裂开，红红的鲜血从指缝流下，抹得试卷上红红一片，触目惊心。
这样的经历，我也从不和家人说起。
高三那年，父亲忽然到学校来找我，大抵是母亲生日，而我紧张迎考没能回去。他给我送了点菜，还有一瓶不知什么保健药，说是补脑的。我没有什么感动，只是和父亲说，下不为例，省得到时我考不取，让你数落说让我白吃了。我不想落下什么话柄。那个手表的事情让我仍耿耿于怀。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父亲买了两瓶啤酒，特意炒了几个菜，父子俩默然的喝了第一次酒。
吉人自有天相。由于土地征用，我的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于是在开学之前的一个多月里，我还成了城里的待业青年。而那时有一政策，如果主动放弃工作安排的话，还有九千元的补助款。生产队里的同龄人都去城里上班了，我揣着九千元去上大学了。父亲陪着我一起去的，那时家里还有债，母亲病倒了，这笔钱让我的大学生活过得不至于很狼狈。至今还是感谢命运的眷顾。
土地征用之后，父亲都五十好几了，他还是去工厂里上班。他能做几个菜，也做过多年的生产队的会计，所以在老厂长手下做了食堂的会计。但是他狷介的性格很难和一般人相容，在和新来的女厂长顶撞冲突之后，便被发落去扫厕所。春节里，厂子里空无一人，父亲被安排看厂。我去陪他，看着他一丝不苟打扫厕所的样子，心里突然有种很难过的感觉。本来扫厕所也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但因前面说的原因，他的落魄忽然让我有点感伤。
父亲厂里送货的车子正好要经过我读书的城市，父亲便跟着过来了。他给我带了一大搪瓷缸的红烧香芋鸡肉，由于怕天暖坏掉，煮的干干的没有一点汁水。那时母亲的关节炎非常厉害，吃了一种叫做秋水仙的药物之后，反应特别强烈，上吐下泻，整个人彻底散了架，基本上卧床不起了。那时电视里不停的做着“三株口服液”的广告，仿佛这就是包治百病的仙丹妙药。老家的小县城里还买不到这个保健品。父亲跟我说，他不认得路，他想去我读书的城里买三株口服液。我便陪着他到了市里最大的商场，我们直奔专柜。当时一瓶口服液要一百四十多元。在柜台前犹豫了很长时间，父亲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还是没有买。我也没有劝他。回车站的路上，我们一句话都没有说，各自的心头都压着一块石头。
读大学的那段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无忧的光阴。不过我不曾留恋，只希望早早的参加工作。因为我不想成为家庭的负担。对于已经开始开始衰老的双亲，我总有一种自己是累赘的负疚感。
毕业那年，父亲六十多岁了，而我有机会留校。我尝试着问父亲，“你觉得我们学校的那个地方怎样，如果留在那边是不是不错啊”。父亲嗡声说道，“你觉得哪儿好就呆在哪儿”。谈话没有继续，然后我选择回去，尽管回去我只能去最差的乡村中学。因为大伯也退休好几年了，没有钱也没有关系。不过没有怨言，其实我内心一直有种深深的负债感，我必须为自己的命运偿债。
工作之后和父亲的关系，依旧是一座大山。
第一次领工资的时候，因为是双月的，所以给了父母一笔钱。而后每月的工资便能只够生活，期间还有长达数年的工资拖欠。尽管很是节俭，可是父亲不会相信，“先生的工资怎么会拖欠呢？”对于他的疑问，我总是无言以对。他固执的认为要么我挥霍了，要么就是我用到其他地方去了。
后来教师不做了，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回到城里工作。不过为了一些琐事，我们的摩擦还是不断。年父亲因脊椎骨质增生医院。那个时候我的工作非常繁忙，不好随便请假。父亲认为他有儿子，除了母亲，他拒绝了他的女儿女婿们的陪护请求。那段时间，我总是辛苦的奔波在启东和上海两地之间。除了出钱拿药询问医生病情进展，我坐在父亲的病床前，傻傻的，连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出口。
原来的老房子修缮了几次，但是居住环境很糟糕。我决定买房了。
事先没有和父亲商量，属于事后告知的。父亲问了房价之后，说现在房价这么贵啊。他叫母亲拿了五千元给我。母亲对我说，你父亲工厂破产改制之后，一次性买断，没有了退休收入，他原本很想多给你一点的。
装修好之后，我请了一个原先的同事——常帮人看看风水的“大师”，帮我挑了一个黄道吉日，就正式搬过去了。在搬最后一车东西的时候，父亲正在院子里水池边洗菜。
我立住了，对年迈的父亲说：“爹，我搬过去了”。
父亲的嘴角微微的抽动了一下，说：“工作忙，来不及做饭的时候，到这边来吃”。
我们父子之间的对话总是这么简洁。
某日深夜接到堂姐的电话，父亲和大伯弟兄俩为了琐事吵起来了。他们弟兄俩平素相敬如宾，但是反目的时候就成了陌路人。起因是我家后院的丝瓜藤爬到了大伯种的银杏树上。大伯扯掉了父亲种的丝瓜藤蔓，父亲便用菜刀砍大伯种的银杏树。当堂姐电话打来的时候，两位老人还在院子里唠唠叨叨相互埋怨着，不时还要说些陈谷子烂芝麻的陈年恩怨。我和堂兄火速回到宅上，各管各自家的老人，一场风波才偃旗息鼓。堂兄和我笑言，人一老，便又是老小孩了。事实上，过了几天，老兄弟俩又会在一张桌子上玩长牌了。
这些年，随着工作经历的增长，我也走上了领导岗位。父亲大抵很是自豪，他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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鐧界櫆椋庢不鐤楄姳璐?
